James Steinberg
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院长
今天我很荣幸能参加享有盛誉的上海论坛，并与我的朋友、老同事崔天凯大使同台演讲。也许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崔大使毕业于我所在的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我们为他感到无比自豪，就像我们为我们的许多其他毕业生感到骄傲一样，包括尊敬的美国驻华大使尼克·伯恩斯。这是我第二次有机会与大家交流探讨，上一次还是2012 年，也就是我卸任副国务卿后不久。很高兴能重回论坛。
在开始发言之前，我想简短地谈谈我亲爱的朋友杰弗里·贝德，他于本周早些时候去世。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杰弗里是著名的“中国通”，也是几十年来中美关系的缔造者。我很荣幸能在两任美国总统领导期间与杰弗里一起任职，并共同努力为中美关系这样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制定建设性、前瞻性的方针。我们会深切地怀念他，但关于他的回忆应该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实现他所深信的目标。
距我上次访问中国已经过去了三年多。具体说来， 我上一次访问的是上海，时间是2019 年12 月。那天登机时，我不曾想到我的下一次访问要等到2023 年，也不曾想到一种在我离开前便可能出现的病毒会给世界带来多大的改变。世界各地为新冠大流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生命损失、人类痛苦和经济混乱。其中一个重要的后果是美中的朋友和同事之间的直接联系长期中断。疫情之前，自1994 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后，我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到访中国， 所以这三年我感觉像度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上次访问中国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今天我想反思一下这些变化。我想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因为来到上海特别能引起我的共鸣。差不多17 年前，也就是1996 年11 月，我陪同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前往上海， 他要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上海。两年后，我与克林顿总统一起回到上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10 天的历史性访问。
在这三十年中，我们看到美中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美中关系紧张艰难，1989 年6 月的风波在美国引发了轩然大波，并在克林顿政府执政的第一年深刻地塑造了美中关系。到1994 年，克林顿总统和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决定，必须努力找到一种方法，在坚定对人权的承诺的同时，与中国建立更多的合作关系。但是这项任务并不容易，1995 年和1996 年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提醒人们，我们两国在重要问题上仍然存在深刻的分歧。对抗的危险仍然很高，合作也有限。
克林顿总统连任后，政府决定作出更持续的努力来改善关系，这需要我们两国领导人作出大胆的承诺。1997 年， 克林顿总统邀请江泽民主席访问华盛顿，江泽民主席也相应邀请克林顿总统次年访问中国。就在上周，中国新任驻美国大使谢锋和我恰巧回忆起克林顿总统大陆之行结束后与我们一起沿着漓江而下的难忘之旅。两位领导人之间密集的个人外交活动开创了我们两国合作的新时代，最生动的体现便是美国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个任期结束之际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1 世纪的前十年提醒我们美中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也提醒我们两国关系管理失败的风险。这十年始于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与美国海军巡逻机相撞，引发危机；最后以美国和中国携手合作，应对 2008-2009 年范围广泛的金融危机而告终。
奥巴马总统于2009 年上任，我很荣幸受邀辅佐国务卿希拉里，担任常务副国务卿。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致力于深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参与，维持我们与亚太地区的传统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并与中国建立可持续的合作关系，同时承认在地区安全、贸易和人权等方面持续存在差异。我们知道，这种新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包含对更广阔世界的责任感，需要反映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因取得显著经济增长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尽管开局良好，但在随后的十年中，美中关系持续恶化，以至于今天，两国的观察家普遍认为，我们的关系已降至自1994 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从未见过的最低点。作为一名学者，我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讲述我认为存在的问题；我也知道我的观点以及许多美国人的观点，不一定会得到很多中国同行的认同。我今天无意在此就这些问题进行争论，只是想承认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困难且具有潜在危险的时刻，相互猜疑和不信任普遍存在。当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于1996 年访问中国时，我们想象有一天美中关系可以被视作“伙伴”；然而今天，我们越来越多地称呼彼此为“激烈的竞争对手”，有些人开始使用 “敌手” 甚至“敌人”等尖锐措辞。
我无需告诉在座各位这种趋势可能有多危险，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世界上许多重大问题的应对，从气候变化到大流行病再到全球贫困和饥饿，都需要我们的合作。全球化的广泛利益，也是今年上海论坛的主题，正在面临风险，因为保护主义以及对自力更生和 “去风险” 的日益关注有可能创造一个更加分裂的世界。同时，我们的繁荣和安全受到不断加速的军备竞赛和挑衅行动的威胁，例如我们最近几天在中国南海和台湾海峡两岸看到的挑衅行动。
也许我们会很幸运，不断加深的紧张局势不会导致直接冲突。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冒这种风险；希望不能代替良好的政策。我赞扬拜登政府努力与中国政府重启有意义的对话，其中包括三位美国内阁官员——布林肯、耶伦和雷蒙多访问中国，以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之间开展密集会谈。我深切赞同习近平主席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分享的话：“面对世界变化和动荡， 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舒默反过来指出，在他的两党代表团会谈中，双方进行了 “严肃的商讨”。就在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王毅部长仍在华盛顿。我希望这是一个好兆头。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发挥作用，助力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是，归根结底，需要两国的领导人有决心扭转我们关系的方向，提出远见卓识，引导我们的官员和公众相信， 尽管世界脱钩，差距不断扩大，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而非选择冷战，导致和平摇摇欲坠。
在我看来，这要求我们做三件基本的事情。首先，我们必须作出更严肃的承诺，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特别是那些全世界依赖我们带头解决的问题。排在首位的是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这两个问题直接威胁到我们自己的未来和世界其他地区。通过共同努力，我们会有巨大的能力将全球能源系统转变为零碳排放的世界，保护我们宝贵的生态系统，推动我们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我们将有能力利用数据和生物学领域惊人的新技术来防范新出现的流行病，并在治愈癌症、攻克疟疾和其他悲剧性疾病方面取得突破。这些不是零和问题，而是像大家经常说的那样，是“双赢”。如果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能够在太空和消灭天花方面进行合作，那么美国和中国肯定能够找到在今天做得更好的方法，尽管我们之间仍存在分歧。
其次，无论分歧多么严重，我们必须在管理分歧方面做得更好。美中两国都寻求安全，两位领导人都对本国人民负有实现这一目标的重大责任。但我深信，这些目标不一定是相互矛盾的。双方都很容易指出对方正在采取看似威胁自己或他们的朋友和盟友的行动。找到满足双方合理关切的创造性方法要困难得多。仅有语言是不够的，和平意图的声明不能代替具体行动。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我长久以来在谈论的战略再保证概念；尽管我们取得的进展不足，但我认为现在重新开始认真讨论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还为时不晚。建立信任并不是一方给予另一方恩惠，而是建立在符合双方深厚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台湾问题。这无疑是1970 年代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最重要、最微妙的问题，至今仍然如此。1972 年尼克松总统历史性地访华，之后卡特总统作出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即与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同时与台湾保持 “非官方” 关系，自此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的五十年来，台湾已成为一个蓬勃繁荣的民主政体。中国大陆也经历了一段非同寻常的经济增长时期，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社会走在科学和技术的最前沿。
第三，我们必须重申承诺，促进社会各阶层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美中之间的和解并不是完全由尼克松和卡特、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领导人实现的。从1970 年代开始，商界人士、学生和学者双向穿越太平洋，建立了一种超越政治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持久而深厚。我所在的学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便是先驱，于1986 年在南京大学成立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新冠的确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即使疫情有所减弱，我们仍看到双方呼吁限制我们两国之间的人员流动和思想交流。当然，双方都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但安全方面的担忧会可能妨碍宝贵的交流，这些交流不仅有利于美中两国，而且有利于整个世界。人们很容易行事太过谨慎，但要敏锐地意识到过于保守的做法所带来的巨大代价就难得多了。我们两国存在分歧，但我们不应害怕公开和坦率地讨论这些分歧。克林顿总统在1998 年的上海演讲中说：“我们都必须重视人们思考、发言和辩论的能力。没有人可以垄断真理。我们必须与大多数人共同进步，这需要我们理解、沟通和互惠。”正如克林顿总统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中国不断扩大开放，推动了中国的成功，这一经验应该成为中国未来战略的重点。我们可以从恢复学者与学生之间的积极交流开始。
几年前，一些学者和分析家讨论了 “G-2” 的概念—— 一个由美国和中国组织的世界。我从不认为这是个好的战略；世界需要大国和小国以及东、西、南、北方各国的参与。这也是今年上海论坛的核心理念。美国和中国都不能、也不应单独或一起 “统治世界”。但是，如果我们两国之间不能开展有意义的持续合作，我们实现稳定、繁荣和健康的世界秩序前景渺茫。我希望2023 年上海论坛上的讨论能够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贡献，我很荣幸今天能够与大家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