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东方网·东方智库独家受权发布“上海论坛2020” 年会系列主题演讲。第二讲主讲人：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经济学学术访问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本届论坛年会以“亚洲再出发：展望未来十年”为主题，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崔钟贤学术院共同主办，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以线上线下形式，邀请600多位来自全球各界精英云聚论坛。
魏尚进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经济学学术访问教授
全球的绿色机遇
上海以及首尔的各位早上好，和我一样在美国的几位嘉宾晚上好，很高兴可以在纽约通过线上连线的方式，参与到今年的上海论坛，我希望能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关“全球的绿色机遇”的一些想法。
“上海论坛2020”年会现场
影响今明两年全球经济走势的三驾马车上，有两匹黑马和一匹绿马。两匹黑马分别是：“疫情后主要经济体的复苏不平衡”及“美国新政府政策方向的不确定性”。第三匹马是一匹绿马，就是全球又开始关心与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了，这个话题和Hart教授最后提及的话题非常相关，而这（气候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机遇，一个让中美双边关系可能重置的机遇，也是一个让中国与世界关系重置的机遇。我认为这是个有趣的点，值得关注。
我们知道，能真正对人类长期生存构成威胁的挑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核武器竞争，另一个就是气候变化。核武器竞争目前不在失控状态，当然全世界还是有不少地缘政治热点需要不断关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有所不同，不久之前气候变化真的差点失控，然后就有了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这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大成果，但却是部分成功，主要依赖于美国与中国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努力，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重要。
但巴黎协定还是在不少方面有缺陷，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巴黎协定宣布的目标还不够远大。虽然许多国家为解决气候问题做出了承诺，但与此同时大多数气候科学家们认为，即使每个国家都履行巴黎协定中的承诺，这也只是推迟了危险临界点到来的时间，并不是在帮我们避免危险临界点的到来。我们仍在朝着危险临界点靠近，未来潜在危机依旧。巴黎协定给我们带来的希望可以概括为：协定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希望在协定后可以有更远大的目标和行动。然而还是需要指出，巴黎协议的目标还不够远大。
第二、巴黎协定缺乏强制执行力，基本依靠各国“自愿遵守”。有些人认为 “自愿遵守”是好的，但当遵守起来不那么方便时，有时政府可能就把其他优先事项排到前面了。举个例子，各国由疫情催生的各种经济刺激方案。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推出了某种刺激方案，分析G20各国推出的所有经济救济与刺激方案，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不够“绿色”，大部分国家都将重点放在了就业等问题上，气候问题对策就被抛诸脑后了。大部分刺激计划都忽视了气候问题，当然2020年碳排放量会比前几年低，这只是因为封锁原因，例如部分航班暂停等，但是如果不关注这些绿色目标，当2021年经济开始复苏时，可能出现超过往年的碳排放，2021年温室气体排放可能会大幅上升。这说明在没有强制执行力情况下，这些国家不遵守减排承诺的可能性就一直存在。
第三、协定关于“碳生产”的讨论足够多，但对“碳消费”的关注不够。我PPT上显示的是三个国家境内的人均碳排放，从上至下依次为美国、德国和中国。相比生活在中国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人而言，美国人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更加碳密集。这里存在一个关键问题：消费端的碳强度与生活方式有关，（境内发生的排放和消费所隐含的排放）完全不是一回事。美国、德国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进口产品碳强度，要远高于其出口产品。因为发达国家进口很多制造品，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国内的人均“碳消费”会高于“碳排放”，即使是像德国这样已经达到贸易平衡的国家，情况依然如此。对于一个贸易赤字的发达国家而言，比如美国，人均“碳消费”与人均“碳排放”之间的差距非常大，所以美国的人均“碳消费”会远高于其人均“碳排放”。
为什么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巴黎协定》中包含的很多讨论，都集中于减少生产端的碳排放，但是如果我们不改变生活方式的话，特别是对于PPT图表中的几个国家而言，如果一个发达国家没能足够快地在消费端减少其碳排放，那么生产端为减少碳排放所做的大部分努力，只是意味着将“碳排放”外包给了别人，但对碳密集产品的需求没有变。所以就算这些（碳密集产品）不在发达国家境内生产，还是会从别人那里购买。所以关注消费端的碳排放强度很重要，未来在考虑所有“碳中和”承诺时，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转变。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需要从承诺生产端的“碳中和”转变为承诺消费端的“碳中和”。将全球作为整体来看也是这样，要同时考虑生产端与消费端，因此第三个潜在缺陷是对消费端排放不够重视。
第四、《巴黎协定》对未来政府的约束不足。实质上，当权政府所做的承诺大多会成为未来政府的负担，而当权政府很难约束未来的政府。就像我们在美国身上看到的情况，政府更迭可能会彻底改变其气候方面的承诺，所以我们需要一样可以同时约束当权政府与未来政府的东西。
第五、《巴黎协定》忽略了“下一个中国”的问题。从全年碳排放总量来看，中国是最大的；但从碳排放存量来看，中国并不是最大的。目前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如果中国可以减少碳排放，那么全球问题就能解决一半。但问题在于这种观点忽视了一般均衡效应。现在中国已承诺2060年实现“碳中和”，如果中国能实现承诺，这将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但如果全球对碳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没有大变化，那么单单让中国减排也无法解决问题。事实上，过去十年间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迅速转型，未来十年也会持续迅速转型，使经济中的制造密集型与能源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少。根据现有供需结构来看，一定会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过去十年来减少的碳排放和传统制造业占比拾起来，所以很快我们就需要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了，他们有着跟中国十几二十年前一样的碳排放问题。
以上就是我认为我们需要解决的五个挑战。那要做些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全新的工具，我建议需要推出三个新的全球性工具：
第一个是广泛的绿色消费税。如果不是每个国家都愿意马上实行的话，现在中国也做出了“碳中和”承诺，中国与欧洲甚至可能加上在拜登领导下的美国，也许可以一起宣布实行绿色消费税。
第二个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绿色援助，提供金融与技术方面的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延缓并适应气候变化，很多发展银行已经在这样做了。我建议，延缓与适应气候变化这两者对单一国家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对全球而言这两者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应更关注并投入更多精力在延缓气候变化上，而不仅仅是关注适应问题。
第三个是关于绿色产业政策。不仅要鼓励更多新能源，当然这也是很有用很重要的，还要鼓励更多创新，那些可以大幅降低碳捕获和碳存储成本的创新，这也是我想建议的，最后这部分也很重要。
这三方面潜在地为中美合作提供了一个闪亮的绿色新机遇，而合作则是国际层面的事。最后我想讲的是，这些合作如何潜在地改进巴黎协定。如果发达国家与中国或其他国家一起，可以推行绿色消费税，因为这些国家占了全球消费的70%，全球进口方面占比更高。这不仅会增加这些国家国内的碳排放成本，也会增加世界任何地方的碳排放成本，这将大幅改变大家进行碳减排的动机，从而使这件事更简单。中国应该有针对性地参与，因为这也会使中国实现“碳中和”承诺变得更简单，这是因为绿色消费税还可以提升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中国企业就不需要担心，相比那些环境标准更低的国家的企业而言，自己丧失相对竞争力了。
我的发言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