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哈特：绿色发展中的企业目标策略
来源：东方网 | 作者： |
发布日期：2021-02-08
东方网·东方智库独家受权发布“上海论坛2020”年会系列主题演讲。第三讲主讲人：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本届论坛年会以“亚洲再出发：展望未来十年”为主题，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崔钟贤学术院共同主办，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以线上线下形式，邀请600多位来自全球各界精英云聚论坛。以下为精彩观点。
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
哈佛大学教授
201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我非常高兴能在上海论坛2020年会上演讲，如果我现在人在上海就好了。我去过几次上海，每一次来都很开心，我也非常期待下次上海之旅。《利用企业目标》是我演讲的题目。我一直对当今社会大型上市企业应该如何行动非常感兴趣。美国和欧洲有很多这样的企业，中国现在也越来越多。有一个老问题：大型上市企业是应该致力于将利润最大化，还是应该做些别的什么呢？五十年前，著名经济学家Milton•Friedman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创造利润。按他的理念，利润最大化和市场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追求的必选项，没有其他。这个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并非每个人都同意。2019年，“企业圆桌会议”（the Business Roundtable）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公司对他们的股东和“利益相关方”都负有责任；“利益相关方”指的是与公司产生互动的其他群体，如工人、消费者，甚至当地社区。2017年，我与Luigi•Zingales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采取了“中间立场”。一方面，我们基本同意Friedman的观点，大多数公司的责任都在代表股东行事，而非代表其他利益相关者。因为，公司设立机制是股东拥有投票权，这意味着这个公司理所应当代表股东行事。另一方面，我们与Friedman的观点不同，我们不认为公司只关心赚钱。说到底，公司的股东也都是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而在生活中，我们并不是仅仅强调盈利目标，我们也关心其他人身上发生的事，关心周围环境发生的变化。举个例子，即使电动汽车比普通汽车更贵，但我们还是越来越倾向买电动汽车，因为大家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如果你是在生活中除了关心赚钱还关心周遭事情的人，那你怎么会不希望自己的公司也这样呢？这是我们观点的基础。以气候变化为例，在理想世界中，各国政府都将尽最大努力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比如通过征收全球绿色碳排放税等方式，这是经济学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如果你破坏了环境就需要为此付出代价。但要落实这一方案，不仅需要国家政府层面的行动（尽管这已经很困难了，就像我们这几年在许多国家包括我生活的美国看到的那样），还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协调和联合。尽管我们有《巴黎协定》等，但进度缓慢，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记得它。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生活在理想世界中，单一国家与国家间都有政治层面的失败。因此，个人和公司的行为就显得必要而且重要。对个人而言，我可以尝试减少自己的碳足迹，也许买一辆电动汽车。相比之下，公司更有优势去做这件事，因为公司规模更大，减少碳足迹的效果比一大堆个人要大得多，也许这才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当政府未解决问题时，相比个人，公司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类似的例子，公司在解决污染问题时同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只要公司股东也是个普通人，一般就会希望他们的公司也对环境友好。他们应该如何做呢？在实际操作中有两种策略：“退出”或“呼吁”。一种策略是股东可以通过撤资来“退出”。我们不希望持有不环保的企业股份，我们只会持有环保企业的股份。“退出”的策略会直接导致不环保公司的股价下跌，转而诱导那些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追求的公司改变战略。如今在美国和欧洲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也会有。另一种机制是股东利用“呼吁”的力量，意味着他们利用自己的投票权，通过介入公司管理来改变公司策略。他们不退出，而是尝试改变。在最近一篇我与Eleonora•Broccardo和Luigi•Zingales一起写的论文中，我们从理论上比较了这两种策略。似乎“退出”策略比“呼吁”策略更受欢迎。很多人们在谈论撤资，但我们认为关于“呼吁”的讨论却不够，因为我们觉得“呼吁”策略可以有出乎意料的效果，前提是股东有机会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有这样一家公司，可以引入一种使其更绿色的技术，但引入这个技术很贵，假设需要花费100元，但是对环境的助益会达到120元。我们这里讲的都是用金钱衡量，如果你们企业的战略制定者注重社会福祉，肯定会想引入这项技术。我们认为，如果股东被允许参与到是否公司应该引入这项技术的投票中，他们的选择应该会与前面那位战略制定者一样。如果股东的构成足够多元，美国很多公司就是这样，许多人都持有很多家公司的股份。如果这个公司变得更绿色了，这将带来100元的成本，公司市值也将随之下降100元，这将是资本的损失。但是对那些只持有很小一部分股份的股东来说，他们个人的资本损失非常非常小，只占100元中很少的比例，也许只有1分钱或更少，少到你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它。相反，如果你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哪怕只有一点点，你将会对世界上发生的其他事有一定重视。就像那些购买电动汽车的人，你了解了需要为这辆电动汽车额外支付的费用，但你也把电动汽车将对环境带来的好处考虑进去了，这就是我在这里设想的情况。所以这个股东会说，“好吧，我个人的损失非常非常小，但是世界获得的收益是20元（-100+120=20），这是个正数，所以我会投票支持引入这项技术。”只要有一部分股东有些许社会责任感，他们的投票选择就会与前面那位仁慈的战略制定者一样，在这个例子里就是投票支持公司变得对环境更友好。所以如果大部分股东具有社会责任感，通过投票，最后一定会取得理想的结果。“退出”策略为什么没有“呼吁”策略好？即使我们把情况设想得积极一点，假设大多数股东具有一定社会责任感，这并不足以让撤资产生效果。因为如果我决定退出这家公司，我会卖掉我的股份。你可能有些许社会责任感，但如果股价下跌了，那么你就有一个获益机会，你可以用低价再买入这家公司的股票，相比于之前价格而言，你可以大获其利。所以现在如果你不这样做，就会错失一大笔钱，那么你需要有很高的社会责任感才可以拒绝这笔收益。你会发现，“退出”策略需要更高的社会责任感，因为撤资会造成公司股价下跌，然后公司才会说我们会变得更干净更绿色。相比“呼吁”策略而言，“退出”策略成功的条件更严苛。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到我的哈佛主页看《Exit and Voice》这篇论文。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应更多鼓励采取“呼吁”策略，特别是公司应该多听股东的建议，询问股东愿意为了环境牺牲多少利润，而不是盲目地假设自己的目标就是为股东将盈利最大化。希望在未来几年，我们可以在美国和欧洲看到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这个转变在中国也可能会发生。中国的绿色发展就可以从企业层面推进，通过利用企业目标，通过让人们意识到企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还比如，可以在企业的帮助下赋予穷人减轻贫穷的能力。我们不想完全依赖政府，我们需要个人和企业站出来做正确的事。我觉得这是可能的，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一同见证它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