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经济学学术访问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
感谢崔董事长，在上海、首尔以及线上的各位嘉宾，你们好！很高兴可以在纽约通过连线方式参与到今年的上海论坛。我希望能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关“全球的绿色机遇” 的一些想法。
影响今明两年全球经济走势的三驾马车上有两匹黑马和一匹绿马。两匹黑马分别是疫情之后主要经济体的复苏不平衡，以及美国新政府政策方向的不确定性。第三匹马是一匹绿马，就是全球又开始关心与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了。气候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机遇，一个让中美双边关系可能重置的机遇，也是一个让中国与世界关系重置的机遇。我认为这是个有趣的点，值得关注。
我们知道，能真正对人类长期生存构成威胁的挑战主要是两个：一个核武器竞争，一个就是气候变化。核武器竞争目前不是失控状态，当然全世界还是有不少地缘政治热点需要不断地关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有所不同。不久之前气候变化真的差点失控。然后就有了2015 年《巴黎气候协定》，这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但它只是部分成功。由于美国与中国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这些国家的努力，《巴黎气候协定》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重要。
但是，《巴黎协定》还是有缺陷的，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巴黎协定》宣布的目标还不够远大。虽然许多国家为解决气候问题做出了承诺，但是与此同时大多数气候科学家们认为，即使每个国家都履行《巴黎协定》中的承诺，这也只是推迟了危险临界点到来的时间，但并不能避免危险临界点的到来。《巴黎协定》给我们带来的希望是，协定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希望在协定后可以有更远大的目标和行动。
第二，《巴黎协定》并没有强制执行力。它基本依靠各国“自愿遵守”，有些人认为这是好的，他们也说了“资源遵守”的好处。当遵守起来不那么方便的时候，有时政府可能就把其他优先事项排到前面了。举个例子，各国由疫情催生的各种经济刺激方案，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推出了某种刺激方案。分析G20 各国推出的所有经济救济与刺激方案，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不够“绿色”，大部分国家都将重点放在了就业等问题上。一旦一国经济出现萧条，气候问题对策就被抛诸脑后了。当然2020 年碳排放量会比前几年低，这只是因为封锁原因。但是如果不关注这些绿色目标，当2021 年经济开始复苏时，可能出现超过往年的碳排放，明年温室气体排放可能会大幅上升。这说明在没有强制执行力情况下，这些国家不遵守减排承诺的可能性就一直存在。
第三，协定对“碳消费”的关注不够。对比美国、德国、中国境内的人均碳排放，美国最高，德国在中间，中国最低。这个结果也许会让有些人诧异，但这个领域的专家对此应该不会感到惊讶。为什么中国最低，因为相比于生活在中国、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美国人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更加碳密集。但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们还需要计算消费端的碳强度，这跟生活方式有关，境内发生的排放和消费所隐含的排放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对于美国、德国及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进口产品的碳强度要远高于其他出口产品。因为发达国家进口很多制造品，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国内的人均“碳消费”会高于“碳排放”。即使是像德国这样已经达到贸易平衡的国家，情况依然如此。而对于一个贸易赤字的发达国家而言，比如美国，人均“碳消费” 与人均“碳排放”之间的差距非常非常大。为什么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呢？因为在《巴黎协定》中包含的很多讨论，都集中于减少生产端的碳排放。但是如果我们不改变生活方式的话，如果一个发达国家没能足够快地在消费端减少其碳排放，那么生产端为减少碳排放所做的大部分努力，只是意味着将“碳排放”外包给了别人，但对“碳密集” 产品的需求没有变。所以就算这些碳密集产品不在发达国家境内生产，还是会从别人那里购买。所以关注消费端的碳排放强度很重要。所以未来在考虑所有“碳中和”承诺时，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需要从承诺生产端的“碳中和” 转变为承诺消费端的“碳中和”。将全球作为整体来看也是这样，要同时考虑生产端与消费端。
第四，《巴黎协定》对未来政府的约束不足。实质上，当权政府所做的承诺大多会成为未来政府的负担，而当权政府很难约束未来的政府。就像我们在美国身上看到的情况，政府更迭可能会彻底改变其气候方面的承诺。所以我们需要一样可以同时约束当权政府与未来政府的东西。
第五，我认为《巴黎协定》忽略了一个我称之为“下一个中国”的问题。从全年碳排放总量来看，中国是最大的。但从碳排放存量来看，中国并不是最大的。就算我们也看全年碳排放总量，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如果中国可以减少碳排放，那么全球的问题就能解决一半。但问题在于，这种观点忽视了一般均衡效应。现在中国已经承诺2060 年实现“碳中和”，如果中国能实现承诺，这将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但如果全球对碳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没有大变化，那么单单让中国减排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过去十年间，中国的经济结构在不断转型，未来十年也会持续迅速转型，使经济中的制造密集型与能源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少。这对世界来说，现有供需结构几乎决定了一定会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过去十年来减少的碳排放和传统制造业占比拾起来。所以很快我们就需要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了，他们有着跟中国十几二十年前一样的碳排放问题。
以上就是我认为我们需要解决的五个挑战。那要做些什么呢？也许可以考虑一些全新的工具。我建议可以推出三个新的全球性工具：
第一个是广泛的绿色消费税。中国、欧洲，甚至加上拜登领导下的美国，也许可以一起宣布实行绿色消费税。
第二个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援助，为他们提供金融与技术方面的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延缓并适应气候变化。很多发展银行已经在这样做了。我认为，延缓与适应气候变化这两者对单一国家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对全球而言这两者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应更关注并投入更多精力在延缓气候变化上，而不仅仅是关注适应问题。
第三个工具是关于绿色产业政策。不仅要鼓励更多新能源，还要鼓励更多创新，那些可以大幅降低碳捕获和碳存储成本的创新。
这三方面潜在地为中美合作提供了一个闪亮的绿色新机遇，而合作则是国际层面的事。这些合作如何潜在地改进《巴黎协定》？如果发达国家与中国或其他国家一起推行绿色消费税，因为这些国家占了全球消费的70%，全球进口方面占比更高，这不仅会增加这些国家国内的碳排放成本，也会增加世界任何地方的碳排放成本，这将大幅改变大家进行碳减排的动机，从而使这事更简单。中国应该有针对性地参与，因为这也会使中国实现“碳中和”承诺变得更简单。这是因为，相比那些环境标准更低的国家的企业而言，绿色消费税还可以提升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
我的发言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