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由复旦大学和崔钟贤学术院主办，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的“上海论坛2022”年会在复旦大学开幕。本次论坛聚焦于“全球多重挑战下亚洲的应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郑宇受邀做主旨演讲，他回顾全球化进程，指出风险加剧、不平等性增长等问题，分析亚洲尤其是中国在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的经验，提出应构建21世纪的新社会契约。
主讲人简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郑宇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国际政治系副系主任，《复旦国际关系评论》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援助与投资、中非关系等。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曾担任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和美国康涅迪格大学副教授。在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治理与外资》，在国际和国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数十篇论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曾得到哈佛大学、挪威研究基金会、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韩国东亚研究所等国际学术机构资助。担任数十家国际国内顶尖期刊的匿名审稿人。
尊敬的金校长、陈校长，各位嘉宾，非常荣幸有机会在上海论坛发言。前面发言人谈到了，特别是Dino Patti Djalal大使谈到的对话，G20公报等等，我们确实生活在缺乏共识的时代。
研究表明，自从2009年以来，全球抗议活动数量每年增加11.5%，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周时间里面，我们可能会看到为快乐而聚集的热潮，我说的就是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
2021年最富有的五万人，拥有全球财富的6.4%，这是最贫穷的一半人口所拥有财富的三倍。我们这个时代不断加剧了不平等，促进了对全球化后果和前景的辩论，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面，世界经历了快速的全球化的进程。但是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和政治态势变化大大减缓了经济的全球化，而最近这种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和新冠大流行加剧了对“去全球化”的猜测。国际工会联盟的民调显示，85%的世界公民都希望看到全球化的规则被重置。
地缘政治冲突是全球政治的主要特征，而潜在政治冲突并不只是国家的冲突，而是往往有国内的原因。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最近强调说，全球不平等危机是对我们未来越来越大的威胁，应该在它摧毁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之前，用全球新政解决。
全球化是否创造了收益呢？这是毫无疑问的，过去三十年时间里面，有超过十亿人已经摆脱了极端贫困，我所说的极端贫困指每人每天生活费不到2.15美元。与此同时，世界上70%以上的人生活在收入财富不平等的状况之中，而人类中最富有的1%的人所获得的财富，几乎是最贫穷的50%的人所获得财富的20倍，在发达国家有超过50%的20岁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而在欠发达国家这一数字急剧下降到3%，所以毫无疑问全球化确实创造了机会，也加剧了风险和不安全感。同时，不安全感和风险并不是平等分享的，工人、地区、代际之间的分配紧张关系，正在不断上升，机会的不平等性仍然持续存在。
其实在历史上，世界各国并不是第一次面临分配危机，差不多80年前，卡尔·波兰尼在他的经典作品《巨变》解释说第一个全球化的失败是由于市场力量扩张破坏了社会结构，导致了激进的政治力量的兴起。因此有必要加强国家能力，阻碍市场与社会脱节。
二十世纪福利国家是西方国家通过国内社会契约拥抱经济自由化的基本手段。然而全球化使各国越来越难以在竞争国际资本的同时，还保持国内高水平的社会保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国家实施了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改革，强调经济安全和竞争力之间的平衡，以应对崛起的全球化力量。然而，全球化在诸多方面增加了对现代福利国家的需求，但同时也降低了国家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这种矛盾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亚洲在实现包容性增长降低不平等方面有哪些经验呢？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造成了深刻的负面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主要障碍，而包容性增长则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的关键发展的指标，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资源紧张、贫困和人口快速增长的持续挑战，实现包容性增长尤为困难。
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程度有所下降，但是他们的不平等程度依然很高，平均而言，东亚经济体在减少贫困和遏制不平等方面的表现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好得多。这个幻灯片上大家可以看到，亚洲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表现特别好，有几个因素促成了增长与平等的奇迹。包括出口导向的工业战略、对教育的高投入、稳健的经济治理、相对的劳动力灵活性，当然还要在考虑亚洲的文化价值观，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有的亚洲模式受到了国际国内环境转型的制约，无法依赖增长的涓滴效应来扩大社会收益，使政府没有能力应对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社会动荡。
然而金融危机以后，东亚经济体迅速反弹并适应了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他们保留了相当大的能力保护分配上的失败者和遏制不平等，在过去10年，80%的东亚经济体表现出包容性增长的趋势。
我们现在聚焦中国。中国经验也是比较相似的，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绝对贫困率从1981年的88%，下降到2020年的基本为0，使约8亿人真正摆脱了贫困，为全球减贫做出了3/4的贡献。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中产阶级的增长，中国经济已经显示出向包容性增长的进展，收入不平等性，无论是基尼系数还是百分位数的比率都略有下降。
中国在包容性增长方面的表现可以归功于几个方面。这里主要谈三个因素：
1、产业升级。中国已经从基础制造业转向需要更多技术工人，更复杂技术的新型制造业的领域。同时，随着低成本劳动力的供应达到了极限，工资开始上涨，因此中国劳动力在GDP中的份额呈现出了U型的模式，在近十年上升，这和世界很多国家的趋势都相反。
2、优先考虑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更为重要的一点，中国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来对抗经济衰退和外部的冲击。在新冠大流行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再次依靠基础设施投资避免经济下滑，目前计划中的基础设施，在未来五年达到2.3万亿美元的规模，是美国同期计划的新基建设施支出的两倍以上。
3、以国家主导的减贫战略。工业增长和基础设施投资已经使数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然而消除贫困不仅仅需要增长导向的产业政策，中国以国家主导的干预方法，旨在社会中最贫困和最脆弱的群体，这一战略再加上社会福利的扩大，帮助中国实现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总体而言，尽管社会支出相对较低，但中国在生产前和生产阶段中平衡分配的努力，使其经济发展更具有包容性。
我们从亚洲和中国的经验当中可以提取出哪些关键点呢？首先经济增长对包容性是积极的，然而如果没有合理的契约，就不会有平等的分配，所有国家在设计其共享繁荣的计划时，都必须在增长和包容这两个往往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小心翼翼地争取平衡。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整个世界经济经历了三次全球化的浪潮。第一波是由殖民化带来的全球化，19世纪发生的事情。第二波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现在是第三波全球化的起点上，过渡和转型再次成为时代的主流。经过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结构的撕裂，21世纪的新社会契约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认为一个适合当代社会的强有力的社会契约，应该包含三个部分：第一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实现长期和可预测的经济治理。第二前瞻性的战略，以适应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向清洁能源经济的过渡。第三专门的干预措施，以减少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排斥。
过去几十年里，尽管有一些充满挑战的时刻，亚洲在包容性增长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现在亚洲正处于历史性的转变之中，如果继续沿着最近的轨迹发展，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到2050年，它在全球GDP的份额将翻一番，达到52%。按照目前的标准将使30亿人口富裕起来，虽然这个前景令人振奋，这并不意味着未来道路是容易的，或者只需要重复已经做过的事情，事实上持续的成功将需要构建一个区域性的社会契约，以解决该地区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社会契约应该被设计为最大限度的发挥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好处，同时把全球冲突的风险降到最低。全球发展应该是构建全球社会契约的核心支柱，原因有二：1、发展是所有国家和人民都有共同利益的全球当务之急。2、发展需要高度重视加强多边机构，通过促进全世界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来管理和保护我们的共同利益。
现在说一下我的结论，在后新冠时代，各个国家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更新自己的社会契约，它不是能适应每个国家的一刀切的处方，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必须进行适配，尤其是根据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环境确定其社会一些形态。
所有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包括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在内的挑战，如果没有这种共同的目标感，就不能心往一处使，劲往一处用，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像刚才Dino Patti Djalal博士讲的，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与此同时，又要重新的编织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网，只有在国家层面、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签订新的社会契约，才能够重建必要的信任，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实现团结。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谢谢！
注：本文为速记整理稿，仅代表演讲者本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