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垣洙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
大家早上好。近期，国际社会正就多重危机展开密集磋商与政策辩论：如何应对一触即发的全球贸易战；在特朗普可能再度执政的背景下，如何化解持续胶着的俄乌冲突；以及如何调停以色列、巴勒斯坦与中东多国间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等紧迫议题。这个清单很长，而且会越来越长。恐怕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争论将继续占据我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但今天，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退一步，因为我不想忽略更大的，但更令人担忧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生存，关系到整个人类。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全球危机和地球治理作为主题。
我请人工智能描绘了人类站在历史转折点的图景：向左是积极行动铸就的和平坦途，宛若天堂；向右是消极放任导致的危险深渊，形同地狱。我为什么这么说？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们正面临着三重全球性危机。这也是世界知名学术刊物《原子科学家公报》所代表的观点。罗伯特·奥本海默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科学家意识到他们发明的原子弹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可怕后果，并对其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们于 1947 年创建了《原子科学家公报》。每年，他们都会宣布人类离午夜、末日、人为灾难有多近。末日时钟的指针始于午夜前7分钟。在朝鲜战争和氢弹成功爆炸之后，时钟拨到了2分钟。冷战结束后，时钟拨回到了 17 分钟。但在过去的 7 年里，时钟变为 2 分钟，然后是 100 秒、90 秒。今年是 89 秒，但这些著名科学家发出的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是一场威胁生存的完美风暴。这就是为什么核科学家把时钟调到了最接近午夜的位置。
正如鸠山首相刚才所说，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主义正承受巨大压力。全球领导力非但未能与时俱进，反而呈现倒退之势。在诸多生存威胁中：首要威胁当属俄乌战争重新唤起的核冬天幽灵；气候危机持续加剧；而技术失控——尤其是人类逐渐丧失对技术的掌控——带来的未知后果同样令人忧心。关于核冬天的灾难性后果已无需赘言，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阻止其发生。值得肯定的是，冷战结束后通过各方努力，全球核武器数量已从64,000件削减至12,500件。这一进展固然可喜，但如今我们再次站在历史十字路口：核武数量究竟会归零，还是将再度攀升？
过去100年间，气温上升并非渐进式增长，而是因人类活动呈现剧烈飙升态势。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已达420ppm，这意味着《巴黎协定》设定的1.5℃升温红线已被突破——该临界点在去年7月就被日均值击穿，此后月均值持续失守，如今年均值也宣告沦陷。然而二氧化碳浓度仍未止升反降，2℃阈值很快也将被突破，且无人能预知具体时点。更严峻的是，除二氧化碳外，甲烷也正从冻土中大量释放，其温室效应远比二氧化碳更为致命。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的时代已经终结，我们现在必须直面全球沸腾（global boiling）和全球炙烤（global heating）的现实。这将直接导致海平面上升——韩国和日本多数城市将被淹没。我原以为韩日两国多山，但致命的是城市都坐落于低谷地带。当然，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海特大城市群也难逃淹没命运。若北极冰盖融化，还将阻断暖流北上，届时欧美大陆将陷入冰冻之境。
第三个关乎人类存亡的威胁，是人工智能失控带来的风险。当然，无人能预判AI时代何时降临。而当下，AI技术已能与新兴生物技术结合，这可能使恐怖组织等恶意势力更易获取生化武器。这张示意图令人不寒而栗，它展示了战争模式的演化轨迹：首先是半人马作战模式（centaur warfighting）——半人马作为希腊神话中的混种生物，喻指机器躯体与人类大脑的结合，此时人类尚掌握控制权；继而升级为马赛克战争（mosaic warfare），人机协同作战但仍由人类主导；第三阶段是更可怕的牛头怪模式（minotaur warfare），人类躯体被植入机器或动物思维，这种形态已在俄乌战场上初现端倪；最终极阶段，若允许机器参与战略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指挥控制，我们将迎来所谓的奇点时刻（singleton moment）。必须竭尽全力阻止这一局面，而这需要全球通力合作。
下面我将阐述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首要挑战是技术的双重性。纵观人类历史，技术始终被同时运用于善意与恶意目的，包括战争行为。这种与生俱来的双重性要求人类必须共同行动以降低风险。然而在当前全球治理危机下，建立规范技术应用的全球标准体系可谓艰巨任务。我们必须在保障技术良性发展的同时管控风险，这需要确立最基本的国际规范底线。可悲的是，多边机制恰恰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刻失灵了——作为普遍性多边主义象征的联合国正承受巨大压力，或许用巨大都不足以形容，应称之为超常压力。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正在取代多边主义，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方式。国际社会亟需认真思考：如何填补全球领导力退场（尤其是美国领导力收缩）留下的真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彻底转变思维、行动与实践范式。我们的认知维度需要突破地域、国家、全球的局限，提升至星球文明层级。全球化初级阶段的旧范式是全球思考，本地行动，但面对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这已远远不够。新时代需要全球行动，本地思考的新范式。同时，学术范式也必须从增长导向彻底转向可持续性导向。
我们常误以为人类世界就是地球的全部，实则大谬。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正是自然界的馈赠，人类才得以生存繁衍。因此，我们的思维必须实现根本性转变——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融合为统一的星球文明。否则，所有问题都将无解。
现行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恰恰反衬出人类正面临17重可持续性危机。要破解这些危机，需要践行5P原则：
· 人类（People）
· 地球（Planet）
· 伙伴关系（Partnership）
· 和平（Peace）：不仅人际和平，更需人与自然和解
· 繁荣（Prosperity）：与自然协同发展
仅仅考虑人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也将自然考虑在内。SDGs的价值在于通过5P框架同时诊断问题与开出处方。但令人忧心的是，过去十年间目标落实进展迟滞——17个目标下设169项具体指标（平均每个目标约10项），其中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的核心指标甚至出现倒退。当下已到紧要关头，在SDGs五年实施周期即将收官之际，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后SDG时代的全球议程框架。这不仅关乎未来蓝图的绘制，更是人类文明的存续之问。
接下来我要探讨的是前进之路。首先如我所说，我们必须拓展和平的维度——没有战争只是底线，我们更要追求蕴含公平正义的全面和平。这种和平不仅限于人类内部，还必须包含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乃至思考宇宙层面的和平秩序。实现这一愿景需要两大支柱：其一，各国政府必须发挥全球领导力。任何规范标准或治理体系，若没有政府主导都难以落地。但仅有政府力量远远不够，其二必须依靠全体公民的全球意识觉醒。民间社会力量和企业界的参与同样不可或缺。
接下来，我将阐述行星治理面临的任务。这远比口头承诺更为艰巨，因为我们面临全球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双重结构性割裂：其一是发展鸿沟——先进国家与欠发达国家、技术拥有国与技术匮乏国之间的对立；其二或许更为严峻，即全球东方与西方在价值排序上的根本分歧——究竟哪些价值观应当被置于更优先地位。行星治理必须建立在协作性主权基础之上。在此我要强调，这种协作旨在促进合作而非对抗。大国博弈将持续存在，我们必须预见各领域竞争都可能日趋激烈。但大国肩负着共同责任，必须以负责任且和平的方式管控竞争，防止滑向对抗深渊。因此我们必须将协作性主权与人类共同主权置于核心地位。多边主义亟待振兴，但我认为这将呈现多层次形态——根据具体议题领域，我们将灵活运用多边、单边、诸边、区域、次区域乃至全球等形式。尽管各国政府仍需发挥全球领导力，但它们需要助力。这正是全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关键所在。包括复旦大学、崔钟贤学术院在内的知识界与学术界，必须协助各国政府探寻合作共识，填补全球公共产品日益扩大的供需缺口。而企业界则需推行数据友好型、基于ESG标准的解决方案。
我深知这项使命艰巨如攀高峰，但我坚信，我们今日之奋斗不仅为了当代，更是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必须将人类从日益严峻的生存威胁中解救出来，守护这颗蓝色星球——不仅为了人类，更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共同体。失败，绝不是我们的选项。面对这些挑战，全球合作是唯一可行的道路。我始终相信，只要各国政府、企业界和全体公民同心协力，我们终将有所作为。因此，我期待大家能以清醒的头脑诊断问题，并乐观地展望未来——为全人类共同追寻一个安全、稳定、永续发展的明天。感谢各位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