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k Waters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卡内基中国中心主任
坦率地说，我原本并未预料到，在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仅仅一百天后，局势会演变成现在这样。今天我想谈三方面内容：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我们当前面临的风险有哪些？以及，有没有可能的出路？
那么，就让我们从当前的困境溯源开始谈起。我参与中美关系近三十载，深知两国关系存在诸多深层次结构性挑战——但这些矛盾大多并非新近产生。无论是解放军现代化进程引发的忧虑、中国在全球与地区的抱负、涉及禁毒等双边议题的争议，抑或台湾问题，这些矛盾本质上都非今日始现。
而在早期，有一些迹象显示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至少在最初三年内，曾一度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尽管双方关系会面临考验，但不至于彻底破裂。然而，这种状态大概只维持了一周。接下来的发展，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如果我们从结构性变迁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大致五点值得注意：
第一，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动荡远超以往。乌克兰战火未熄，中东乱局又起，而在亚太地区，伴随着中国实力崛起带来的安全困境，各国正在重新站队——或组建新型联盟，或寻求美俄的离岸制衡。这使得本地区的地缘格局愈发错综复杂。
第二个显著变化在于，全球贸易体系的失衡已日趋尖锐。这不仅源于各国产业政策本身，更因其规模效应所致。如今这些挑战已超越制度磨损阶段，整个体系正在走向崩解。
第三，我们绝不能忽视新冠疫情的深远影响。这场大流行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所有国家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三重创伤。而社交媒体和AI深度伪造技术更将这种创伤无限放大，致使民众与专业权威及治理体系形成对立。
第四，所谓全球秩序——包括联合国体系及其衍生机制在内、本为应对此类问题而创设的治理架构——如今已基本陷入瘫痪或严重失能。这种局面不仅源于中美分歧，更深植于全球东方、西方与南方国家在诸多跨国议题上的根本性立场差异，而这些议题恰恰是现有体系必须应对的。
第五，我们必须承认：个人确实会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俄罗斯，领导人的选择都会带来实质性的不同。
因此，我认为这就是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各国政府及其人民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而与此同时，原本应该处理这些挑战的机制却正处于最为薄弱的状态。此刻，我并不想耗费时间追究百日来的责任归属（美国自身也难辞其咎），但更具建设性的做法是审视风险，因为我们必须诚实面对我们眼前的风险。
而真正的破局之道何在？在此，我将提出四项关键隐忧与一条可行出路。
第一个忧虑是：中美关系恐难重返旧有平衡。我认为现在双方已经达成某种共识：那种旧有的平衡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并且双方正在试探一个新的下限。这一试探过程必将充满波折，且存在失控风险，这本身就是一种风险。但我认为当前最尖锐的矛盾聚焦于三大现实：全球经济失衡、产业政策博弈，以及曾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经济纽带，其功效已今非昔比。
我认为，第二个担忧在于中国最初并非特朗普政府议程的核心。当时的议程更为宏大——涉及全球贸易与经济体系重构、安全承诺的全球性再平衡等诸多议题。但百日之间，事态发展已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一议程的焦点，这并非完全出于刻意设计，而是现实使然。由此形成的主战场已转移至周边地区：即便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双方正试图通过崭新而多元的方式向第三方国家施加影响力。
我认为第三个风险在于，当双方缺乏有效沟通时，事态可能走向恶化——且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令我稍感宽慰的是，今天讨论主要集中在贸易冲突层面，尚未升级为金融战。但我们完全可能滑向那个深渊：美国已有声音要求中概股从美股退市，坊间甚至流传中国可能动用外汇储备作为竞争工具的传言（尽管我认为这种猜测毫无根据）。重点在于，沟通不畅会滋生多重风险：军事领域我们已缺乏高层互动，社会层面执法安全机构的行为有时甚至会超出领导层意图——当上层架构未能有效管控时，这种情况尤需警惕。
我的第四个担忧是——作为一个外交官，这让我深感遗憾——近年来，美中两国即便在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也未能找到合作模式，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那些双方利益虽不尽相同却并不根本对立的地区冲突。这本应有解决之道。但现状却是，美中两国往往站在对立的两端。
以上便是我所担忧的四个方面。但为了避免诸位将我看作悲观主义者，接下来我想探讨两点：其一，如何重拾战略视野；其二，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美两国该如何寻找缓和关系的出路。
现实视角是——中美从未真正脱钩。尽管两国关系确实存在严重紧张，但每年仍有美资企业在华创造并销售价值5000亿美元的商品，中资企业在美虽规模较小却同样举足轻重。留学生与学者交流如常，民间联系网络依然活跃，我认为两国民众在价值观层面并无根本冲突。可惜的是，每当局势紧张，媒体头条引发的情绪化反应总让我们忽视这一点——那些真正支撑两国关系的社会根基与韧性支柱，往往就这样被激烈的舆论所淹没。
那么“出路”可能是什么样的？我并不指望旧的解决方案仍然奏效。我认为在当下的环境中，我们最好的希望，就是双方各自本来就需要做的事，恰好也有助于营造一个更积极的双边氛围。
中国的许多人都很清楚，中国必须加快向“内需驱动”的模式转型。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态，到今年春天的政策辩论，我们都能看出这一点。现实是，在当前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制造业生态下，“出口导向型增长”已难以继续充当未来经济大幅增长的驱动力。
我认为美国已经意识到，其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采取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它必须重新调整战略重心，理性收缩战线。未来美国可能会更务实地选择政策工具来应对贸易失衡问题，其政策时间表也将被迫与企业决策周期及现有谈判框架更紧密地协调——毕竟这些才是政策落地的实际载体。
所以，如果双方在经济关系上都各自做那些本就必要做的事情，久而久之，双方就能够并行工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向而行”。但前提依然是沟通。而在这方面，我认为双方都还需要更多的灵活性。作为大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在沟通方式上保持灵活。可以是私下沟通，但一定要比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做得更多。
最后，我想就美国的情况提出最后一点观察。过去百日里，你们所目睹的诸多现象，实际上都标志着美国正在背离其传统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这种转变背后，反映的是美国民众对全球化认知的真实变化——数十年的战争、阿片类药物危机、社交媒体冲击等一系列挑战，正在深刻改变美国社会对自身处境的集体认知。
但我想强调的是，美国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两年后会有中期选举，四年后将迎来新总统。虽然行政部门正在挑战体制的边界，但制度性的缓冲机制依然健全。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正在经历剧烈变革，但最终不会从根本上变成另一个国家。
我就说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也再次感谢论坛的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