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变世界：大学与第四次工业革命
焦扬书记，许校长：
能出席本次活动，是我莫大的荣幸。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从几个方面来开始我的演讲。
首先，我们一直在关注大的格局，比如国际关系或者地缘政治的变化。这些因素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全球正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而这些因素并不是唯一导致当前不确定性的源头，也不是唯一影响大学所要做的工作以及工作本身的未来的因素。因此，我想把我们的话题缩小一些，谈一谈教育者在变革的世界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并且把我们的焦点从地缘政治，转移到人工智能革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上。因为大学能在变革到来前的最后一刻为我们找到方向，无论是在国家之间串起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还是在知识、理解、研究和教育之间架起桥梁。我非常荣幸能够带领悉尼大学的众多代表，与复旦大学在人工智能和脑科学领域上建立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中国最重要的投资关系。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未来的工作和未来劳动力市场形态的影响，学者们意见不一，但都同意变化已经产生，并且变化的步伐只会加快。一些学者预计，在10到15年内，多达40%的现有工作将被电脑取代，那么目前在复旦大学和在悉尼大学的学生无疑要准备好面对日后生活中必然出现的几次职业转变，不仅仅是改变他们所需完成的工作或任务，而是完全转行，走上新的职业道路。大学研究的作用一直备受关注，但我认为我们要思考的不仅是大学研究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还有大学作为教育中心的作用。正是因为大学是教育的中心，是培养未来指引我们应对不确定性的领导者的地方，我们才需要思考尽管过去的技术革命基本上没有影响大学教育的作用，没有为大学教育提出新的要求，但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彻底改变许多专业人士的工作，包括律师、会计师、医生等。正如路透社最近的一份报告所说，如今受教育越来越意味着拥有迅速适应环境变化的心态，并做出适应环境的举动。本周早些时候，习主席也谈到了拥有适应力的必要性。所有大学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培养学生，使他们在毕业后成为指挥机器工作的人，而不是被机器取代工作。我认为，想要达到这一目标，每一所大学都需要进行自我审视和改革。我们悉尼大学已经在这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会用悉尼大学作为案例来展开。此外，技术的变化也给教育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我想在我的发言结尾简要地谈一谈。
首先，毫无疑问，大学必须仔细审视本科课程以及提供的课外经历，来判断其是否对学生的未来发展有所帮助。考虑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悉尼大学刚刚大规模改革了本科课程，这一过程涉及广泛的国际咨询，对象包括专家、整个地区的雇主、学生和更广泛多元的社会群体。我们从一张白纸开始，询问他们一个学生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个人品质和智力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工作环境。基于这些信息，我们设计了新的本科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核心素质。因此，悉尼大学目前所有的本科教育都有三个关键特征。首先是在深厚的专业知识和跨学科能力之间取得平衡。当然，在英语国家，本科教育模式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英国的教育模式强调单一领域的学习，而美国则提供广泛的文科教育。我在这两个不同的教育体系中都有教学经历，因此我可以比较自信地说，传统的英国本科教育在有限的领域教给你无尽的知识，让你能够精通一个学科，而传统的美国本科教育是在无尽的领域里教给你有限的知识，也就是在各科都懂些皮毛。但人们普遍认为，能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生存下来的教育模式必须是“T型”的，也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深度是必要的，因为只有深入教学，才能让学生有效地学习批判性思维以及书面和口头交流的技能，由此才能提高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力，这一点已经被反复证明。不过，学生们仍需养成一种思维习惯，透过表面看到某一问题或某一学习领域的复杂性。然而现代世界的问题，比如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如何应对全球政治力量平衡的变化和平等问题等等，本质上是多学科的问题。毕业生职业生涯成功的关键是能够在多学科的团队中工作，能够快速学习非本学科的语言和知识框架。在悉尼大学，我们以多种途径培养学生的这一能力。首先，我们加强了未来学科教育的严谨性，以确保每个学生在特定的学习领域都有非常扎实的基础。其次，我们要求学生们必须选修一些学习单元，这些学习单元对全校同学都开放，有些是关于一个多学科问题，有些是向学生介绍他们所不熟悉的研究方法。第三点，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我们让学生能够选择并鼓励他们选择第二专业，无论他们的本专业是什么，都能在大学的任何学科进行第二专业的学习。我们发现，学生们选择的专业组合跨度很大，并且都有深入的研究，这往往出于他们对未来发展的考虑。
我认为本科教育的第二个特点能帮助我们度过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难题，因为我们的学生将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变革。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无论目前的连接多么紧密，许多政治家可能都在努力使我们分道扬镳。但是未来世界的联系终将日益紧密，文化也将日益多元化，技术的迅速变化使许多人感到自己的工作和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为了促进跨文化理解，传统大学教育培养的商业、公民社会和政府的领导者将越来越需要超越自身文化框架的能力。因此，我们把培养跨文化能力作为本科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40%的澳大利亚学生在家除了说英语，还会说第二种语言，而且我们已经成功将第二外语纳入学位课程的一部分，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习第二外语。此外，悉尼大学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赴海外留学，比澳大利亚其他大学都要多，中国也是他们的一大留学目的地。同时，我们也实现了战略目标，让至少二分之一的国内学生在海外进行长期学习。
最后，我们深入思考了课程学习的内化以及如何在课堂上培养跨文化能力。我认为我们在本科教育的第三个特点上所做的规模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悉尼大学有近7万名学生和教师，而我们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必须进行一次长期的在现实世界里解决问题的实践。在此背景下，我们与澳大利亚、中国、印度、英国和欧洲的公司和民间社会组织合作，请他们找出一个他们正在解决的实际的战略问题，不能是人为设计或是编造的问题。然后他们需要与我们的学生和学者团队合作，在多学科的研究中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学生需要在设计解决方案时体现出自己的学科对解决方案的贡献，以及他们在多学科环境中的合作能力。这一实践将许多学生在本学科学到的知识、多学科学习和跨文化能力结合在一起，为他们迎接变化的世界做准备。在现实世界里，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任何边界，他们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与核心智力和专业技能一样重要。迄今为止，我们在世界各地合作过的组织对这一实践的反馈都很好，其中许多组织最终采纳了我们的学生想出的解决方案之一。这一实践还将学习和实习巧妙地融为一体，使学生们在实习中的体验各不相同。
与本科课程的这三个特点相辅相成的是，我们正努力确保我们的校园生活能够培养学生成为未来领导者的必要素质。据我所知，这是许多中国大学目前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虽然有人预测校园生活将会消失，被数字世界中的生活所取代，但我们相信面对面的互动和交流，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的校园中获得社交、资本和人脉网络，对我们的学生来说越来越重要。正是在校园的课外活动中，学生们往往能获得许多所谓的人际交往“软技能”，这些技能的培养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取代的。此外，澳大利亚三年制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正在下滑，因为雇主们表示他们越来越相信，要培养一名学生在现代职场中的竞争力，需要四年时间的高等教育才能逐渐成熟。可以说，随着工作中不确定性的增加，雇主们所说的这一点将会不断被证明，因为学生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是在课外空间养成的。
这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影响中的本科教育问题。听到雇主们谈论传统大学教育的价值，以及大学所面临的挑战和对一些新事物的思考，我感到非常欣慰。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在进行实验，让学生为不可预测的未来做好成为领导者的准备，但我们所说的“T型教育”、跨文化能力和将学习的知识运用到现实世界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使得目前所有实验得以成功的关键。
第四次工业革命给大学的教育目标带来的第二个挑战是研究生学习和终身学习。随着各地授课式研究生课程市场的萎缩，大学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参与“60年课程”（The 60 Year Curriculum）这一计划。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教授加里·马特金指出，开展“60年课程”计划的核心意义是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延伸到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因为职业在不断地发展甚至彻底改变。随着一些职业消失和一些新的职业产生，工作者的职业生涯在不断调整，很难保证他们能在需要的时间获得所需要的教育，无论是专业知识教育还是“软技能”的培训，这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不同的教育体制正在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讨论个人和雇主提供教育的责任，需要在工作者的职业生涯发展中不断为他们提供相关培训。未来我们将会面临的问题是，当前的很多工作者在职业生涯中不仅将面临工作岗位的改变，还可能面临整个行业的消失，需要从头进行新的培训。而我们目前明确的是，通过传统的研究生学位和文凭进行再培训的模式过于死板和昂贵，无法满足广大劳动力的发展需求。尽管我们开设了研究生课程或授课式研究生课程，比如很受欢迎的工商管理学硕士（MBA）项目，但这些课程通常是作为本科教育的补充，是一种无工作经验的教育，只是给本科教育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而不是一种从业的资格认证。除了这类课程之外，还有一种方法是与私立的线上教育平台合作开发在线的授课式研究生课程，大多数大学包括悉尼大学都开设了很多这样的课程。学生们为了完成这些网络课程的学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经历，通过课程后将由大学授予相应的“微证书”（micro-credentialing），也就是划分更细、门槛更低的学业水平证书。学生可以获得单一课程的微证书，还有机会通过学习多个课程得到更有含金量的“微学位”。对于每一所大学来说，问题就在于他们愿不愿意进入这个新的市场，在线上开展更具灵活度的课程。当然，过去十年中大量出现的在线课程慕课（MOOC）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尝试。悉尼大学与其他大学一样开设了很多慕课，基本上所有大学都有这样的线上课程。但大学在此类课程上的投入较低，而且大部分的慕课都只是为了宣传学校的主流课程而推出的试用品而已，让更多的学生通过慕课尝鲜，提高学校的知名度。此外，大多数学校依然延续了提供延伸教育和专业发展课程的传统，慕课只是极少数能够大规模开展的“微证书”项目。对很多大学来说，系统性地进入“微证书”市场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因为要想有效地开展工作，教研人员所需要的能力往往是跨文化的技能，而不是单纯的研究能力，再加上学校计划在这一领域投资的多少也是一个大问题。然而，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学习需求，线上课程所产生的财政收益将会非常可观。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市场究竟是一个全新的市场，还是对现有市场的扩大，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就只面向校友开放线上课程。
最后，大学需要重新思考的不仅仅是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微证书”以及“60年课程”，还有如何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整个高等教育部门带来的巨大挑战。目前，大多数政府都对这一挑战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针对个别大学的挑战，而是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挑战。传统的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区别在于分工不同，至少在西方存在一定的阶级差异，比如机械工程师和技工之间就存在这样的差距。然而如今这些区别已经十分模糊，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越来越需要高技术水平的工人，而这些工人不一定需要具备大学教育所要求的全部素质。国际上的大型科技公司都在抱怨，工程学和机械学之间的传统区别已经不再显著，他们需要的是将这两者结合的技能基础，然而这在许多发达的经济体中都有所缺乏。德国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部门对众多科技大学面临的这一挑战给予了高度重视，其中新加坡政府已经在技能基础教育上大举投资，我们澳大利亚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有所行动。因此我想对中国政府说，你们是否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为了建立一个服务于劳动力需求的教育体系，在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提供所需的各种技能教育，政府应该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我们今天上午讨论的问题可能是让你在半夜辗转反侧、苦思冥想的问题。对于毕业生来说，即使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他们在工作中还是会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人工智能使得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因此，大学有责任思考什么样的教育体系能够面向未来。政府不仅要一如既往地在大学的科研方面投资，在全球争取领先，还要在人才培养上争先，尤其是对领导者的培养，因为我们的世界风云莫测，跨文化能力日趋重要，需要领导者为我们指路引航。我们悉尼大学很荣幸能够分享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特别是能与复旦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共同思考与讨论。我们相信，复旦大学所在的西太平洋地区是世界上最具增长动力和活力的重要部分。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