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战“疫”的紧要关头，关于全球治理的问题成为讨论焦点。在此，我们选取了2019年5位上海论坛嘉宾的访谈内容，模拟了一场“圆桌论坛”。
01
全球公共政策的三个层面
敬乂嘉（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全球公共政策主要存在三个研究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传统公共政策研究，研究地方或国家的公共政策，但强调全球化因素的影响：政府被动受到影响，全球化是外部因素；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自身内在需要的调整。
第二个研究层面是比较研究，从跨国互动的角度来研究公共政策，探究公共政策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实现政策传播以及在不同领域和场景的适应、落地和实施后果。
第三个层面是全球的视角，把全球看成一个整体的国际社会，研究政策决策、执行和效果。在这种视角下，传统的公共政策分析模式可能会失效，因为全球公共政策没有一个全球政府的支持，必须要强调非国家的行为体的支持。它是一种更为扁平化的结构，此时的全球公共政策的形态更多是“规范、规则、准则”，更多是一个自愿而不是强制性的机制，一个探索的过程。
小编说：随着疫情从地区性治理灾难发展成为全球性治理灾难，若是还停留在第一、二层面，恐怕便无法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恶化的全球性传染病危机就需要更成熟、更普遍的全球公共政策来应对。
02
中国应当参与全球治理、
承担全球责任
王正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中国并不想做全球超级大国，不去竞争全球领导力和控制力，但是要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关怀。我们要承担全球责任，有全球视野和关怀，和其他国家一同解决人类共同的挑战，积极为全球问题和人类问题贡献智慧和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归根结底是关心人类共同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人类作为一个社区要和平、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要让地球崩溃。中国有责任为全人类的未来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推动共同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给出自己的贡献，而不是出谋划策，是和其他国家一起应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参与其中、有所贡献，贡献智慧和方案而不是提供参考。中国肯定不会输出中国模式，而是和其他国家相互交流、互相学习。
Timothy Hildebrandt（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政策与发展系副教授）：
比较社会政策研究需要摒弃例外论的影响。民粹主义和“例外论”的兴起阻碍了国家对社会问题的应对和解决。地缘政治和“例外论”不仅阻碍国家间合作，也对解决社会问题所需的比较研究造成困扰。国家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应该向外看，了解其他国家如何处理社会问题。
金刻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教授）：
全世界，不管是科技、环保、还是学术，都是一个网络。把这个网络建立得更好，使大家都能够参与这个网络，会能够更好地确保未来的和平与和谐。所以我们中国不是要做大国强国，而是一个网络概念：谁在网络的中心，谁帮助建立网络，谁来维护这个网络。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因为有资源，有经历和经验，所以可以帮助来建设这个网络。尤其当发达国家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时，中国作为这个网络的中心，可以更好地去参与这项工作。
要帮助建立这个网络，除了国家的资源和协作能力，这个国家还要寻求全球的影响。现在美国从经济方面主要考虑自己内部政治、考虑为美国人民服务，尤其是在未来，很多的政策都是更偏向于国内的一些经济的情况，所以肯定没有这样的资源和精力来去来建立这种世界上新的网络。
敬乂嘉（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现在我们面临很重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国际地位、在国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实际取得的成就，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在全球治理体系上。比如我们在全球的公共组织、国际组织中的参与是不足的，尤其在领导力的层面。甚至在很多组织里我们的出资额度和出资比例也完全没有反映到我们中国人在组织里参与领导层面的情况，这种比例是非常悬殊的。
从整体上看，我们目前这方面人才培养也是不足的。以前去出国深造的人员里面，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不是很高，主要还是去一些非国家组织以及其他部门，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能够为中国的这种全球治理参与创造更好的条件。
小编说：中国拥有目前全世界最先进、最可靠的抗疫经验和资源，因此我们有领导全球抗疫的能力；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愿意和各国分享自己的抗疫经验、资助抗疫物资，因此我们有领导全球抗疫的意愿。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寻求成为“大国”、“霸权国”，而是在这次全球性危机中尝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而中国的青年才俊们将是其中的中流砥柱。
03
如何推广“中国经验”？
敬乂嘉（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首先，政府要有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意识地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把成功经验推广出去。
第二点，在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自然形成一种吸引力，受到外部的关注。国外很多学者都愿意研究中国问题，他们“讲中国故事”，可能比中国的学者讲得更好，而且他们结合其他国家人民的认知基础，效果往往更好。
第三，政府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我们在讲“中国故事”时要把外国的学者请进来，大家一起讲。我们的一些治理经验是与我们的政治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很多按照西方的政治体制设计的国家很难复制。在做这样的推广的时候，关于自己政治体制的一些核心的东西，也不妨拿出来，大方地讲清楚，因为有些治理经验必须在这种政治体制上才能做好。西方的行政体系的特征是“政治行政二分”，其设想是让行政部门的效率最大化，不受政党轮替、政治斗争的干扰。但在实际实施中不一定完全是这样：在政党轮替的过程中，政党需要行政体系的忠诚，需要政策的变化，因此实际上会导致行政执行的不稳定。我国是“政治行政一体”，政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可以确保整个行政体系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我们党的不断学习、创新和提高，为行政体系的创新和提高提供了基本动力。此外，由于我们党对合法性的追求，导致我们的行政体系始终把它的发展重心放在发展和服务上。
王正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我们要给出自己的贡献，而不是出谋划策，是和其他国家一起应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参与其中、有所贡献，贡献智慧和方案而不是提供参考。中国肯定不会输出中国模式，而是和其他国家相互交流、互相学习。
富本幾文（山口大学副校长（国际合作）顾问，曾任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全球环境司司长）：
我们要更加强调政府开发援助受援国的自主权，同时确保受援国更大的透明度、问责制和更好的管理……努力与接受援助的国家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尊重这些国家的所有权。此外，在当今时代，我们还必须考虑援助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小编说：“中国经验”的推广是“硬广”，是靠着自己的实力实打实打响的“品牌”；“中国经验”的推广也是“软广”，政治体制、民族团结、学习精神、创新意识，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是我们的制胜法宝。我们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但不影响我们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与其他国家交流互鉴。
鉴于目前新冠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上海论坛组委会决定推迟举行上海论坛2020，并将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并公布延期后的举办时间。
上海论坛将继续关注中国、亚洲和世界局势，推进互动，增强合作，为应对危机、促进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论坛坚信，在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下，新冠疫情终将被战胜！
文章编辑丨国际合作和重大活动办公室 &周韫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