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如何理解数字媒介对城市形象建构的重要作用？近日，“上海论坛2023”高端圆桌暨亚太可沟通城市研究联盟首届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与IP SHANGHAI 上海城市形象资源共享平台、文汇智库共同主办。与会学者聚焦“数字生活与城市形象”，探索数字时代城市形象传播新路径。论坛上，“亚太可沟通城市研究联盟”正式成立。联盟形成了对“可沟通城市”的共识：城市作为贯穿历史并承载当前人类文明的主导形态，其要义正在于“沟通”，“可沟通”是城市的核心价值，这召唤着传播研究者深入研究并积极推动亚太地区人与人、人与城市、城市与城市的沟通，以及全球网络城市的共建共享互联互通。本报今刊四位学者的发言摘编，以飨读者。
大众个体化的生活实践，是城市形象的“灵韵”所在
孙玮（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所谓“感性的城市”，就是要打破一种传统的认知，也就是我们在大众媒介时代积累起来的城市形象：大众媒介时代的城市形象，主要是以专业的新闻传播机构作为平台来传播的，其文本特色是一种完整统一的、不以人为主体的宏大叙事，展示了鸟瞰的、奇观化的城市景观，它是超越或者说是从大众日常生活中剥离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借用本雅明的说法，城市形象是缺乏“灵韵”的，“灵韵”消失了。
那么，数字媒介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斯蒂格勒曾指出，在以大众媒介为主导的工业时代，我们都是无产阶级。这里的“无产阶级”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我们个人的技艺都被剥夺掉了。大众媒介替代我们进行生产，所以我们个人无法用媒介来记录下我们的记忆，并以这样的方式和其他个体进行直接的交互。但是，借助数字智能媒介，人们可以绕过大众媒介和那些大的平台，创造属于自己个体生命经验的文本。按照斯蒂格勒的话，人们突然变成了有产者，这个“产”就是个体的生命记忆，可以用数字媒介进行创造转换，实现以“我”为中心的和其他个体的社会交互。这是一种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即兴化、碎片式的、偶然性的创作，是无比珍贵的。
因此，智能时代的城市形象是个体交互式的，包括人和人、人和城市的自然空间、景观、地点、道路、历史、文化记忆之间的交互。这样的城市形象不追求统一完美审美的精益化，而是展现出千奇百怪的视角、千变万化的风格，并且这样的媒介呈现和线下实践是穿梭在一起的，浸透在个体交互和群体聚合的社会实践当中。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提到本雅明的“灵韵”，其含义就是要即时即地，嵌入地方传统。在我看来，大众个体化的地方生活实践，这才是城市形象的“灵韵”所在。
数字媒介可以帮助想象一个不同类型的城市，一个沟通的城市
Scott McQuire（澳大利亚国家荣誉院士、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
在大城市生活，人们面对着如下挑战：随着流动和移民变得更加正常，我们生活在陌生人中间，这意味着我们将面对如何构建社会纽带的挑战，如何与你不认识的人进行互动，尤其是当你与其他人不一定共享文化背景、种族、语言等传统团结形式。那么，如何在公共互动中保持社交形式？公共空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这里人们经历着相对自发且无计划的互动，公共空间已经成为陌生人得以相遇并学习建立社会纽带实践的接触区，这有助于社会稳定。
城市公共空间越来越受到媒介技术变革的影响。这在20世纪初就已经很明显——那时，电子标牌重塑了城市的面貌。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随着媒介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嵌入式化发展，转变再次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你会看到新型的照明或LED立面，会看到移动设备、嵌入式和移动媒介的广泛采用，共同重塑了城市的社交空间。这就是我所提出的“地理媒介”（GeoMedia），其特点是媒介在城市中的普及程度达到了新水平，媒介设备的定位或位置感知的新能力，以及实时通信的普遍可用性。地理媒介意味着城市中媒介的一种新的专业化，以及媒介与场所的新关系。
今天，城市形象是由更大、更多样化的人群塑造的。在过去，城市的主导形象是由专业摄影师创造的。而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练习摄影，人们随身携带带有相机功能的手机，普遍的网络连接意味着可以捕获图像并立即分享到社交媒体平台上。当这些图像被分享、观看、评论、转发、编辑、转换等时，它们成为新的交流模式的核心元素。这种迭代的实时反馈是非常独特的，它不再是那种以广播为特征的集中交换，而是一种更加分布式的通信范式，改变了人们在公共场合使用媒介的方式。
数字艺术可以为新形式的城市体验和社会交往作贡献。在过去的10-15年里，照明和投影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城市活动形式。我认为投影也可以成为一种能够让我们与周围城市建立更具反思性和批判性关系的方式。一个例子就是2016年在德国魏玛的名为“调查员”（The Investigators）的作品，由投影艺术家Christoph Wodjko所创作。他采访了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并把他们的经历录了下来，然后他把他们的脸、手臂和手势映射到著名的歌德-席勒纪念碑雕像上——这座雕像是为了纪念这两位最受尊敬的德国作家之间的历史性会面。雕塑前面还有一个讲台，公众可以站在讲台上，向难民提出问题，人们可以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这很有趣，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反馈回路，人们可以在那里谈论作为难民的经历，但不是以对抗的方式。
数字艺术可以用来鼓励改变居民与场所、城市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想象一个不同类型的城市，一个沟通的城市——在这个城市中，城市数字媒介不再那么关注景观，不再像广告那样对着人们说话，而是更多地促进新的公共演讲形式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接触。
城市作为一种人类文明形态，是人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
黄旦（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数字沟通研究中心主任）：
按照以往的理解，我们总是习惯从景观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形象，一讲城市形象，好像我们就是站在哪里看城市。按照列斐伏尔的说法，这仅仅是从符号学意义上的符码来解释社会空间，于是就把生活空间还原成了一种信息，这就有可能既回避了历史，也回避了实践。城市形象不能理解成形象城市。所谓的形象就是以某种“形”来框出城市的某个面相。城市形象是变动的，是随着不同的框架展露出不同的面容，与你栖居的地方和媒介的定向都有着极大的关系。所谓的城市形象是跟记忆有关，跟经验和体验有关，跟沟通交往有关，所以城市形象会受到媒介和整个沟通机制的牵引，这样的城市形象是有质感的，跟我们的交往世界密切相关，而不是风景照片。即便是风景照片，也是需要结合我们的经验、记忆、交往一起来讨论。
从自然文化媒介的角度来讲，上海的城市形象最初跟地利有关。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在它的报头就画着一幅黄浦江的风景。由于贸易的兴盛，一些新的东西，新的发明、新的物件也首先来到了上海。所以自行车、电灯、电器，甚至包括雪茄、啤酒等等，都进入对上海城市形象的一些描写和体验当中。在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中，苏州的贾家三兄弟就是通过读报纸了解上海的变化，买各种洋货，甚至瞒着母亲偷偷租了一条船，半夜奔向上海这个新奇的贸易之城。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形象又发生了变化。如茅盾《子夜》里乡下吴老太爷来到上海，就因为上海光怪陆离的现代文明而感到惊恐，不仅全身发抖，而且当天晚上就离世。上海开始慢慢成为娱乐的消费之城，无线电、电话、留声机、广播开始成为城市的一种新的形象。
在今天的数字时代，上海强调“两张网”的建设，“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但上海的数字城市建设，更多的是从向行政管理更为便利、高效这样的方向来发展。城市现在是自我导航的城市，人的主体性是在个人的传记、城市的体验、无限住宅的交叉点上形成，数字城市形象就闪烁在物和人、物和物、人与人、人与机器的互联互动当中。
历史的回顾是为了现实。城市形象并没有一个能辐射出城市本质的原点，而始终存在于自然文化和沟通的不断演绎和促进当中。城市形象不是一个象征、一个文本、一种信念，也不是一种叙事的结果。城市作为一种人类文明形态，是我们大家所向往的生活方式。
数字媒介时代的“相关性的超级危机”
Yong-Chan Kim（韩国延世大学城市社会空间信息研究中心主任）：
媒介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其中一个维度可以是空间。我们可以将媒介视为工具、内容、机构，将媒介视为人，我们也可以将媒介概念化为一个空间。媒介作为一个空间，更具体地说，与相关性的概念有关，也就是此时此地与我的密切程度。
大众媒介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城市再开发逻辑占主导地位，它抹去了特定的、个体的记忆、历史和关系，以构建一个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理性的空间世界。因此，在这个时代，媒介的空间影响将个体从个人联系和相关性的空间中推离，并将他们引向一个普遍的、抽象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标准化的价值观和表达盛行。这是大众媒介时代的“相关性危机”（relevance crisis）。在这场危机中，人们常常认为那些与我现在并不真正相关的事情很重要，而忽略了那些与我真正相关的事情。
在后大众媒介时代，虽然这样的空间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在数字时代的技术驱动下，空间概念的新维度和新视角已经出现。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具体场所已经与数字网络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创造出网络地点，强化了我此时此刻在特定地点的体验。人们能够制作和分享与他们相关的故事，琐碎的日常生活故事在后大众传媒时代开始获得关注。城市的数字化进一步加速了人们场所感的数字化。因此，在这些变化中，人们可能离开一般抽象和普遍的公共领域，回到他们自己的社区街道，在那里他们可以享受有形的、个人的、日常的生活。
但在这里，一个新问题甚至可能是更大的问题开始出现。由于相关故事的政治和经济价值不是由实际生产和分享它们的个人、团体或社区获得的，而是由第三方所捕获，比如全球IT公司，它们为这些故事提供了一个被讲述的平台。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相关性危机似乎以一种更加扭曲的形式出现。我将这种新形式的危机称为“相关性的超级危机”（super crisis of relevance）。
举例来说，在韩国济州岛的一个偏远村庄有一家独立书店，书店并不迎合当地以老年人为主体的村民的口味，其目标客户是大部分来自首尔、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他们被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上书店的迷人图片所吸引。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附近的西式餐厅和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这些空间对于居住在附近的当地居民来说却不太方便。结果，这些长期居住的村民逐渐发现自己脱离了熟悉的邻里环境。在社交媒体等网络空间领域，原来的居民几乎不存在。
在社交媒体上培育出来的社区新形象，不仅对原来的居民构成威胁，而且对新来者也构成威胁，包括负责改变社区景观的书店老板。这些所谓的时髦居民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经历使这些地方商品化。我可以想象各种面向社区的媒体机构，例如邻里报纸、社区在线论坛，与其他当地故事讲述者（包括居民、社区团体和社区组织）合作。他们的集体使命是创造和传播丰富的当地故事。然而，当以社区为基础的媒介被托管在商业媒体平台上时，与当地故事交织在一起的经历、关系和活动被转化为数据，最终屈服于商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