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际知名环境学专家弗朗斯·伯克豪特
伯克豪特特别想和中国城市规划者分享的一条经验是：无论是治理雾霾还是交通拥堵，中国都需要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同时，逐渐把汽车逐出城市中心之外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上海报道
采访弗朗斯·伯克豪特（Frans Berkhout）当天，上海是一个阴沉的多云天气，虽然空气污染指数并不高，但窗外仍然一片雾蒙蒙。
于是，话题自然从雾霾开始。
来复旦大学参加“上海论坛”的弗朗斯·伯克豪特现为伦敦国王学院环境、社会与气候学教授，最知名的成就是2007年作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与美国前总统戈尔和其他气候科学家一起，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他此行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与中国同行交流治理雾霾的经验。
“我经历过北京的雾霾天，也研究过60年前伦敦的雾霾。”伯克豪特说。
已经3年不开车，只乘坐公共交通、骑自行车和步行的伯克豪特，特别想和中国城市规划者分享的一条经验是：无论是治理雾霾还是交通拥堵，中国都需要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同时，逐渐把汽车逐出城市中心之外。
弗朗斯.伯克豪特教授（Prof Frans Berkhout）现任伦敦国王学院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系执行主任，环境、社会与气候学教授。研究领域为科学、技术、政策与可持续发展及气候变化。此前他曾任教于英国苏克赛斯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并担任总部位于巴黎的“未来地球项目”主任。执教之外，伯克豪特教授还在多个国际组织担任咨询和顾问，其中最知名的工作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2007年，该报告因巨大的全球影响力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雾霾是个全球性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现在面临的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之一，就是治理雾霾。伦敦也曾经历过雾霾，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
伯克豪特：伦敦雾霾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最恶劣的一次出现在1952年，几乎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后来，经过长期的公民教育、环境运动、严格立法等，才在数十年后将雾霾终结。
医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环境和健康问题上，医生总是特别有影响力，他们直接推动了1956年《清洁空气法案》的通过。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关键性措施，如关闭伦敦市中心的火电站，停止使用煤炭及其他固态燃料作为家庭取暖燃料，改用无烟燃料，等等。
不过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我们以为空气质量问题60年前就解决了，但空气污染现在又回到了欧洲，部分原因是新污染源的出现。
伦敦的空气质量其实并不算好，现在每年有大约4000人死于空气质量引发的疾病，儿童患哮喘的病例越来越多。
在整个欧洲，每年有约50万人死于与空气污染有关的疾病。空气质量在欧洲仍然是个大问题，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关于治理空气污染新政策的政治辩论。
所以，雾霾不但在中国是个紧迫的问题，也是从伦敦到巴黎、阿姆斯特丹和米兰等很多欧洲城市的当务之急。雾霾其实是个全球性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对正在治理雾霾的中国，有什么建议？
伯克豪特：从技术层面上，一方面，中国可以采取比较严厉的措施，比如关停一些火电站，另一方面，可以辅之以相对温和的措施，如通过政策或补贴来鼓励企业改变使用能源的方法。
欧洲的一些做法，中国或许也可以借鉴。比如，伦敦对于开进市中心的汽车征收“拥堵税”。刚刚当选的新市长还决定，扩大市内“清洁空气地带”的面积，禁止某些类型的卡车和柴油车在一天的特定时段进入（甚至完全禁入），把污染排除在城市之外。
在城市规划上也可以采取一些限制措施。比如，可以通过限定新建筑的停车场面积来控制汽车数量。
其实，对现在的中国来说——特别是东部沿海城市——人们已经相当富裕，应该是时候反思：我们想要居住的环境，需要有什么样的质量？重要的不仅是经济增长本身，还有增长的质量。
把汽车逐出城市中心
《瞭望东方周刊》：交通拥堵也是中国各大城市普遍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伯克豪特：现在，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把汽车逐出城市中心。这可能也是中国城市规划者们将逐渐意识到的一点——未来交通的发展方向，不是给汽车规划更大的空间，而是压缩汽车的空间，直至将其逐出城市中心。
一座城市，只有拥有完善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并将汽车逐出城市中心之外，才会变得更加洁净、宜居和放松。
我听说，现在中国人远离了自行车，喜欢开车出行。但在很多欧洲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人则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当然，这需要基础设施的配合——道路上要留出专门的自行车道，装好交通灯。
上周在伦敦，我第一次看到了自行车引发的“堵车”。当时是上班高峰，我骑车经过伦敦塔桥，数百辆自行车“骑士”都在赶去上班。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是富有的银行家、商人、医生，但他们都骑自行车上班。我觉得，这种拥堵真是一件好事！
此外，我们还应该鼓励人们多走路。
我已经3年不开车了，每天早晨，我会花一小时乘火车通勤上班——走到火车站，乘火车，换地铁，再走到学校。我感觉生活仍然很舒适，去哪里都便捷有效率，而且由于只骑行和步行，我感觉更加健康了。因此，我向所有人推荐这样的交通方式。
这些事，一旦你开始做，就会发现其实非常容易。规划者们只需要让这些事变得容易、有吸引力和被广泛接受。
现在在欧洲，拥有一辆豪华自行车比拥有一辆奔驰车更“酷”。
《瞭望东方周刊》：但中国城市现在空气质量不够好、公共交通拥挤、马路上没有自行车道，所以汽车还是更受欢迎。你觉得欧洲“公共交通＋自行车”的出行方式，在中国城市能够实现吗？
伯克豪特：也许需要时间，但当然可以实现。想要在通勤高峰的短时间内高效地把数百万人从家运送到工作地，依靠汽车其实是做不到的。汽车其实是一种低效的交通运输工具——占据太多空间，环境污染严重，还可能把城市变成停车场。
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是建设快速的公共交通系统。
我听说，中国的城市已经在公共交通上投入巨额资金——中国应该继续增加这方面的投资，同时增加对汽车进入城市中心的限制。上海限制车牌的做法是正确的。
50年后再回头看，我们会发现，在一个2000多万人居住的城市里，大家上班都开汽车，实在是一种令人绝望的交通方式。汽车更加适合于中远途、离开城市的交通，但在城市中心，汽车绝对是错误的解决方法。
我知道，目前在中国，开一辆好车意味着面子和社会地位，但人们渐渐会意识到，太多汽车与宜居城市是互不兼容的。
中国的下一个流行时尚，或许将不是豪车，而是高级自行车。
全球能源投资中，
化石类已不到一半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经济也正在努力实现“低碳化”，这方面，作为先行者的欧洲，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伯克豪特：今年5月，葡萄牙全国试验不使用传统能源，只用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连续运转了4天，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未来，其实已经到来了。
在欧洲的很多地方，低碳经济已经是现实。2015年，丹麦全国40%的电力来自于可再生能源，德国是20%，5年内英国也将达到与德国类似的水平。
2016年初，英国关闭了最后一间火电站，不再使用任何煤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值得庆贺。
我们其实已经走在通往低碳经济的重大转折之路上。
中国现在是包括太阳能板在内的可再生能源设备的最主要生产地之一，也是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最大市场，中国政府出台了强有力的措施鼓励和刺激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在这方面，中国应该继续推进，这也是达成气候变化目标的方法之一。
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仍然依赖火电。这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不少火电站刚建成不久，能源供应体系的革新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
但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替代能源的不断崛起，传统的化石能源会渐渐被边缘化，中国经济将最终实现低碳化甚至去碳化。
《瞭望东方周刊》：你估计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伯克豪特：很多时候，变化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快发生。至少现在，想要在中国建一座火电站，已经比原先要困难不少。这些发电站的平均寿命在30~40年左右，但是如果必要，其实可以提前将之关闭。
我觉得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前后，中国可能也会最终停止使用煤炭。如果可再生能源的价格进一步走低，这个目标可能还会比我们预计的更快实现。
我再补充一个数据。去年全球新建发电站中，超过50%是可再生能源发电站，也就是说，目前全世界能源投资中，化石能源所占比例已经低于一半。我们已经在路上。
对中国来说，更好的消息是，这个过程还将带来巨大的创新和商业机会。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能源消耗量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困境是，一方面要顾及环境，另一方面也不能放弃发展。你觉得这两方面应该怎样平衡？
伯克豪特：是的，我们确实在过度使用地球。中国和印度确实面临严峻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治理起来不容易。
但其实，中国和印度在发展过程中已经相对较早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努力寻求改变。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称之为“后发优势”——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受限于不少因素，要作出改变比较困难，而“落在后面”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
中国和印度如果能够避免欧洲和北美国家走过的弯路，在发展道路上作出更好选择，将拥有巨大的发展机会。
我注意到，“创新”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热词——我希望中国可以在绿色科技、宜居城市等方面有更多创新，因为这些是具有未来竞争力的科技，也是可以打开新市场机遇的地方。
还是那句话，变化有时比人们想象的要来得快。我想，再过10年来上海，雾霾可能已经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