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近参加一连三天在上海举办的上海论坛，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论坛提出亚洲须要转变、寻找新动力来维持可持续的发展，数百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学者，提出如何有效面对现在和未来的危机，内容包括经济、金融、政治、政策、社会健康和能源环境，参与者均作全面和深入的探讨。的而且确，每个国家都要按照本身发展的阶段作出一些选择，每个选择是有代价的；同样，一个问题有各种不同方法处理，但目的应该是一致的：令广大民众的生活更美好。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的Robert Shiller在论坛提出一个有启发性的说法，他认为金融（finance）是文明发展的支柱，但它的目的不是单纯增加收入和盈利，而是要通过累积财富来支持人类发展，所以有效监管金融业的发展，对整个人类的发展是重要的；他强调拥有丰厚的金钱不一定会令人快乐，并举例很多慈善家愿意把大部分财产回归社会，令财富的价值最大化和找到真正的意义，他因而强调社会须要正视财富过分集中的情况，应该着眼于建立一个好的社会，力求整体人民的生活可不断改善。如果那些只占人口总量1%却拥有全球99%财富的人，除了可以慈善形式回馈社会，还可在业务运作时对社会作出更大承担（例如把租金定在一个合理水平，边际利润不要「赚到尽」），这样，他们对社会的同理心就可以更能得以彰显，社会的矛盾和怨气也会随之减退。
挪威的城市发展学者Jørgen Randers教授在论坛提出未来城市发展的目标，不应只是集中GDP的增长，一些人认为发展是硬道理，但经济发展只是工具，不是目标，广大民众的福祉才是社会应该致力的真正目标，福祉的意思可以是令普罗大众满意他们的生活（包括少数人或既得利益者）。这种看法，正好提醒香港在不断追求经济发展之时，不要忽略整体社会的福祉。
以近期对自由行问题的讨论为例，为何当租金升幅令一些小商铺结业，并造成一些人失业时，他们只能默默承受？当有建议优化自由行、限制人数而提升服务，从而减少对本地居民影响时，那些既得利益者就不断叫嚷利益受损而反复阻挠？
Randers认为社会要作出符合大众利益的选择，也须为这样的选择付出代价，通常须要通过一个较高的税率以改善城市的管理状况，这些税款不一定来自普罗大众，而是由获利者承担，例如要令空气清新，可以向排放污染物的行业加重惩罚性税款、增加燃油税，或加强投资改善污染的情况。
这些举措当然会加重部分商家的营运成本，但背后的逻辑是，这些制造污染的商人，就是透过损害大众生存环境来赚取利益，那么由他们买单来治理环境，也是合情合理。
最终是整体大众得益，令空气清新。这是一个Public Interest，而不是单单营利的考虑。现在世界各地的水和空气污染严重，都是因为一些不负责任的经营者自己赚了钱，却要整个社会为他们自私的行为付上代价！
香港可以参考挪威对外来移民和劳工的政策。根据欧盟的协议，其他欧洲的公民可以自由进入挪威找工作，但挪威的工会规定，外来劳动人口的待遇一定须与本地工人待遇相若。挪威的最低工资比香港高五倍，挪威的商人不能透过引入外劳来压制和损害本地工人的福祉和就业机会。试想，企业老板如果须要付出同一薪酬，他们就可以单纯凭工作能力来选聘人手，对本地或外来劳工都更为公平。当然，商家因此在人力成本上会有所增加，但对整体社会的福祉有正面影响。
令人失望的是，现在不少香港的制造业厂商均会利用一层层剥削，例如国内工人工资增加、工人保障条例实施（这是文明社会的表现），老板便不断把工厂迁移到工资不受保障的南亚地区（例如孟加拉国），把这些不合理的聘用条例不断伸延，减少生产成本。
现在不少南亚的工厂发生骚乱，有很多都是由于工资或聘用条件苛刻所造成的。可见「赚到尽」的经营方式不仅损害劳工利益，最终也会破坏当地的营商环境和整体社会稳定，老板一样尝到恶果。
我们须要投放资源，改善香港人才的能量，使整体人力资源不断提升，如果只靠剥削外劳应付需求，本地劳工未能因经济发展而受惠，整体本地人口质素只会下滑。
对输出劳工的国家，也不一定有好处，因为依赖别人的需要，赚取外汇，忽略对原居地人口的培训，当所有人不断追求成本效益，每名持份者均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加上Winner Takes All，社会的矛盾将不断加剧，实在值得整个社会反思。
单方面赚取最大利润的发展模式，只会引起更大的财富不均和更多社会怨气，香港整个城市的路向，是朝着成功或面对失败，何去何从，端看政府和社会整体能否有这个远见和魄力，建立一个共融社会。
能否有这个胸襟接纳不同意见？能否有政治能量，吸引各界人士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发展？能否有智慧作出政治妥协，达到双赢？正如Randers教授的结语，Time to go to work。不是拉布，就可以建立一个完善的退休保障；不是排除异己，就可以筑起稳固的体制。建立一个共融的社会，是各方面的愿景。
作者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