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圈子里，他是奔走在调研一线、“学也学不来”的楷模；在北大，他曾是“最受欢迎教授”之一，上课得靠放座号。
他就是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上海论坛2014”的发言中，周其仁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可把增长的品质放到增长的速度之前。
5月25日上午8点半，复旦大学光学楼东主楼一间会议室里，来自世界各国的与会专家开始陈述着自己对“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终结？”的理解。
头发银灰色的周其仁戴着细边无框眼镜，身着浅色衬衣，在旁听的过程中，时而皱眉，时而微笑。
作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圈子里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楷模，在经济调研的第一线，总能看见他奔波忙碌的身影。当纸牌屋记者问及他对上海自贸区发展的观点时，他并未直接答复，只是笑了笑说，“今年六月会来调研，要去好好走走看看。”
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曾被学生评选为“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曾有报道称，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号来维护选了课的学生的“权利”。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也曾笑称，自己是周其仁的“粉丝”，周其仁对于改革的超前思维对他影响很深。
1950年生于上海的周其仁笑着告诉记者，1968年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离开上海后，“就没怎么回来过”。
随后的生活、求学以及调研经历，使得周其仁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自己很喜欢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也许从标题就能感受到来自内心的共鸣。
《南方人物周刊》在描述周其仁时称，自80年代之初，周其仁往来穿梭于“江湖”和“庙堂”之间，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步，“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尤其重要的贡献。”（韦森语）
“ 经济活动最后是要增加国民享受”
而在此次“上海论坛2014”上，作为发言嘉宾，周其仁也表达了自己对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的观点，“把增长的品质放到增长的速度之前”。
他指出，GDP作为中国经济比较中心的度量指标，开始引到中国经济时，还是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新的问题是质量指标不仅仅是要为市场的需求而生产，经济活动的质量指标现在看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
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高，但产品质量还有很大问题。周其仁在发言中用数据加以说明，“2013年官方产品质量报告指出，全国制造产品合格的批次率为88.9%。除了目前引起社会关注的食品、药品等领域，儿童用品、家用电器、住宅、建材、装饰品的不合格率也很高。”
“品质高、品质好，有时候就不需要那么高的速度。我们现在情况是很多产品的质量比较差，所以必须有较高的速度。经济活动最后是要增加国民的享受，而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增长速度。”
接着，周其仁还表示，当大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活动时，希望汇率稳定是对的。问题是用什么手段来实现？一直以来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来实现的，基本工具是基础货币。这样的结果在汇率稳定和人民币币值稳定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
同时，他认为，中国的投资机制存在很大问题，导致了很多无效或者低效的投资。目前的投资按照行政架构在进行，地方政府都想好好建设自身的所在地，但是人口流动的朝向并不完全服从行政架构。人口离开的地方，经济活动随之减弱，但仍存在大量投资，而很多人涌去的地方投资明显不足。
他还认为，从总量上看，投资驱动增长带来的效果很明显，但是那些无效、低效的投资很难被计算到经济增长总量和速度当中去。地方的发动实际上是超强的资源动员，使得资源的持续性、环境容量日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一些开发强度高的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其建设用地大概都占城市面积的50%左右，就已经达到开发的边界。对照香港，开埠170年以来，建设面积仅占整个香港的总面积的25%左右。
“好多地方被称为城市，其实远远没有达到城市的门槛的条件，但我们往外铺的力量还很强。速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质量，包括产品质量、经济投资质量、城乡布局质量、环境质量。”
逻辑缜密、充满细节，是周其仁的发言留给人的深刻印象。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对周其仁提出的问题，很有兴趣，“增长的质量，这非常有意思，这需要在理论上做一篇很好的文章来讨论。通常我们看到的文章是在贸易领域里，去观察中国出口的复杂性、产品的复杂性。”
“城镇化改革要降低行政干预，顺势而为”
“工业化指数很高，城市化指数很低，说明我们的城镇化潜力很大。但是潜力怎么挖出来？”
会后，周其仁在接受采访时，对城镇化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首先提到了行政等级主导模式，“人、项目到哪里去最好，哪里能形成最好的集聚效果，这和我们原来的架构不一定平衡，这个问题不解决，城市化效应就很差。”
周其仁认为，新一届政府很重视城镇化，也很重视机制，最好能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通过改革机制、体制来实现城镇化健康成长。
成都改革为农地确权提供宝贵经验，适合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而周其仁对于中小城市的城镇化的建议则是，“要降低行政对经济配置过程的强烈反应。”
当前“千城一面”的问题也引人深思，有的城市看见别人修大马路、盖高楼，自己也学着做，而这在周其仁看来，是目前完全不需要的。
“不需要大家一个模式，把地方上的环境、资源搞好也很好。不要给自己设限，不要认为通过招商引资，可以把任何地方变成工商文明的中心。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从实际出发，降低行政干预，不要强拧着来，要顺势而为。”
而谈到城市建设和政府权力的平衡时，周其仁表示，我们需要政府来保护人民的财产权利、公民权利，维持公正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维持产权，提供一个交易平台。但不能让权力去配置资源，资源还是要靠市场来配置。政府可以强力支持市场活动，提供产权基础、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提供好的舞台。
城镇化势必产生高楼大厦、地标建设、大型公共设施等，但这些发展的前提是人和经济活动的积聚。在土地改革和城镇化建设的问题上，周其仁表示，重视物理外观的城镇化很容易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不来，还要盖大量的房子，‘鬼城’就是一个教训。”
“土地的问题和改革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不改革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城镇化。要把改革放到城镇化的核心，这样才能走出健康的城镇化道路。”
他认为，目前要根据中央的要求，逐年减少征地的范围，允许农民的地也是市场中的交易物，既然是市场交易物就比较符合市场的经济规律，不要强买。不管是去看日本、美国还是欧洲的经验，都要看懂、看透，然后结合中国的实际，讲究方法，实事求是。
“土地供应变成政府的职能，这是需要改的。”
而要改这一点，周其仁也承认很难。“所以光靠自己改是不行的，需要社会各界参与，需要中央委员会推进。”
“改革阻力是会比较大，就要看哪里能改，就从哪里去突破，把既得利益的网撕开。中国这么大，总会有一个地方先突破。另外，并不是所有地方政府的算法是一样的，在某种条件下，政府也会同意土地入市，并不是说既得利益就完全无药可救。”
对于改革，周其仁始终强调的是，第一基本方向要对，第二要有改革的勇气，第三要讲究技巧、研究改革规律。
这位经验主义者笑着向记者“诉苦”，“有些都是你们媒体炒出来的。不要去渲染既得利益是不可解决的问题，要去实际做做调查，看看我们哪些地方先突破了。”
城镇化改革伴随着农民市民化的特征，也因此会产生如何融合、怎么让人来、怎么打通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
“我们常常一说什么事情，就要马上办到，太理想主义。天下很多城市的融合是一两代人的过程，一下子混居是做不到的，要慢慢融合。但我们要把一些社会性的歧视有条件地去掉。第一要顺其自然，不要人为设置障碍。第二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拔掉一些障碍。”
周其仁表示，首先要让人可以来；第二，来了以后，有些之前享受的待遇可携带；第三，要把社会保障体系打通。这些都需要一步步来，方向要对。
“人要从经验中学习，同样的问题在哪里发生过，其他国家是怎么解决的，其实八九不离十。结合中国的情况，不要太躁。在经验的基础上研究，目标和方向要对，不能和现代化、市场、民主、法治背离。”
但同时，周其仁也强调，“什么时候走到（市民化），用什么方法走到，一定要有弹性。”
而关于房价出现拐点这一说法，周其仁有些无奈，“这真的没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市场？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驾驭得了价格的波动，只能通过波动市场去消化。谁有本事去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