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瑟建议上海自贸区在进行金融改革的同时，也要关注金融安全和稳定。
在马瑟看来，上海自贸区具有“先试先行”的试验性质。“上海自贸区被设计用来测试政策，然后延伸和复制经验。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方式，不仅激发了自贸区自身的发展，更大的意义在于对全国经济的贡献。就如同中国总理李克强讲的那样，你们要特权我没有，但是如果是对中国有益的改革，那我会支持”
马瑟还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设立上海自贸区的一个重要初衷是接轨国际的自由贸易标准。在国际上，很多自贸区都是由私人运营，而政府只需要设立私人部门的准入门槛，由政府授权。马瑟认为这是非常有效率的一种方式，“我建议中国政府在某些部门，可以考虑和私人承包商、运营商达成联盟”
在“2014上海论坛”的现场，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主席格兰姆·马瑟（Graham Mather）。
“马瑟先生还是那张笑脸，还是那根鲜红的领带，还是那样感人。”在开始自己的发言之前，简大年当着全场几百名的听众，有些感性地说道，“马瑟先生的预言实现了，谢谢马瑟先生。”
此时，同样坐在台上的英国人格兰姆·马瑟，则露出了他标志性的亲切笑容。
简大年与马瑟的友谊始于2011年。当年11月10日，上海的外高桥保税区举办了中国大陆的第一个世界自由贸易区论坛大会。当时大会的主席是马瑟，而简大年则担任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一职。两人结缘于此。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世界自由贸易区论坛大会每年举办一次，主办方邀请各国自由贸易区参加，分享各国在建设发展自由贸易区方面的宝贵经验。此前，这一国际会议曾在伦敦、布鲁塞尔、吉隆坡等地举办，2011年移师上海。
不过，此时，上海自贸区建设还只存在于简大年等上海官员的设想之中。简大年回忆，当年组织与会代表夜游黄浦江。在船上，马瑟满脸笑容地看着自己，说今天这个大会开得很成功，随后鼓励道：“你们也一定会成功地争取到自由贸易区的申请。”
如今，上海自贸区运行半年有余。入驻企业已经达到9000家，其中外资企业比例上升到10%。来访、咨询人数更是超过20万。在金融、商贸、文化等领域推出了23项开放措施，其中包括开设自贸区账户等政策都是“史无前例”。
与最初的设想相比，现在的上海自贸区，不再局限于“经济特区”的帽子。没有要政策，而是选择了改革。这一变化不仅扩充了上海自贸区的内涵，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更是让上海自贸区成为了中国下一轮改革的排头兵。
5月底，马瑟再次造访上海。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马瑟对上海自贸区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赞叹，“上海自贸区的意义在于它的试验性，可以形成经验并推广到全国。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开发方面，上海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沿。”
“欢迎”的信号
事实上，上海自贸区在规划之初，并未设想会成为国家战略的试验田。在自贸区工作人员的理解中，上海自贸区与传统依赖“政策”而生存的经济特区并无差别。
“我们曾经提过一个方案叫上海浦东自由贸易园区，我们很想要这样一顶帽子，便于我们在国际上的沟通；我们也想要一个环境，一个真正的境内关外贸易便利化的环境；也很想要一批政策，包括减免15%的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我们也很想要一批在操作上比较便利的外汇的措施，这是我们当初想要的四样东西。”简大年在论坛现场透露给听众。
然而，当“上海浦东自由贸易区”这一方案上报至中央之后，整个概念都发生了变化。名称上增加了“试验”两字，意义却大为不同。
在马瑟看来，上海自贸区具有“先试先行”的试验性质。“上海自贸区被设计用来测试政策，然后延伸和复制经验。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方式，不仅激发了自贸区自身的发展，更大的意义在于对全国经济的贡献。就如同中国总理李克强讲的那样，你们要特权我没有，但是如果是对中国有益的改革，那我会支持。”马瑟向记者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几百年的自贸区历史中，上海自贸区的创新同样史无前例。
马瑟向记者介绍了自贸区发展的三个阶段。在欧洲，自贸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叶。当时在德国汉堡等北部城市形成了类似自由港的雏形，其目的是为了促进贸易便利和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30年代。
从上世纪50年代晚期直到70年代，自贸区的发展经历了第二个阶段，其主要的表现是出口加工贸易区，侧重于生产制造方面的能力。
而自贸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则是从上世纪80年代直到现在。在此期间，一批特别经济贸易区崛起，其中包括了科学技术贸易区和科学园区。自从1985年迪拜建立自贸区以来，“园区城市”的创新概念风靡全球。在马瑟看来，类似迪拜这样的自贸区不仅远远超过一个城市所能涵盖的基本功能，同时也能够配备更加齐全和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归管条件。
在此基础上，上海自贸区的创新又更进一步。马瑟告诉记者，目前世界上共有3000多个自贸区，其中1000多个与经济活动相关。近年来各国自贸区开展了多样化的商贸活动，但是在制度试验和经验复制方面却并未有所突破。马瑟分析，其中的原因在于大多数自贸区侧重于商品贸易，很难去推广。“在印度，有一百多个比中国小得多的自贸区，各种类型都有。但这是一种‘转换节奏’的安排，不具有试验性质。”
自从1992年接手世界自贸区协会主席一职以来，马瑟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超过20年。他对于世界各地自贸区的发展了如指掌。马瑟告诉记者，当一个国家决定建设自贸区的时候，它实际是在向世界发出“欢迎”的信号。“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他可能不确定这个国家是否欢迎自己，但是自贸区能够提供安全感和确定性。”
在马瑟看来，或许是因为自贸区传达出的积极信号，在过去十年，批评中国的人越来越少，“现在他们都成为了中国自贸区的支持者。”
人民币国际化试验田
上海自贸区运转以来，金融领域的制度创新最受外界关注。而人民币国际化又是金融改革的核心。早在去年10月份，马瑟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提出上海自贸区要加强金融服务的功能。他同时建议，上海自贸区可以在保险、贸易运作方面有所突破。
在论坛中，简大年如此强调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我们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是为了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流通的规模，我们的利率市场化是为了进一步确定我们人民币价格形成的定价机制，我们的外汇管理改革是为了提高人民币与外币兑换的便利程度。”
今年5月22日，央行双细则同时落地。这意味着央行支持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七项细则已全部出齐，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正式上路。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形容：“犹如连续剧第二季的一个高潮”。
在短短7个月内，“央行三十条”中创新有利于风险管理账户体系的政策框架已经成型。这样的改革速度算得上是“中国特色”，但依然无法满足外界的迫切期待。“外界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快，就像刚才的铃声一样，总是让我们的心不断的跳”——简大年如此形容自己在过去7个月内的紧张心情。
不过，在马瑟看来，上海自贸区内的人民币国际化改革不能操之过急。
马瑟告诉记者，人民币国际化的标准和时机很重要。如果人民币国际化进行得太快，那么可能会有大量的资金流入，导致无法控制的危机。此外，如何处理外来资本和央行监管之间的关系，也是另一个棘手的问题。马瑟反问记者：“如何在开放海外金融市场的同时，不会影响到国内的金融秩序和监管？”
提出类似疑问的不只马瑟一个人。一些专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该首先在亚洲推广——比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之后再逐步推向世界。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但是我个人对人民币是否能建立在地缘基础上持怀疑态度。”马瑟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应该建立在功能性的基础之上，比如伦敦就试图成为自香港之后的第二个人民币离岸中心。“我们还在等着QFII的额度呢”——作为一个英国人，马瑟适时展现了自己的幽默感。
马瑟同时向记者建议，上海自贸区的建设需要耐心。“很多人问我上海自贸区会遇到哪些困难？我的回答是：过高的期望很可能会产生反作用力。”在与上海自贸区官员的交谈中，马瑟提到目前自贸区还面临很多挑战，特别是改革政策如何和现有管理体系相融合的问题。
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创新理念，马瑟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在他看来，很多概念在5年前才开始有一些雏形，因此必须对这些概念进行预期性的测试。他建议上海自贸区在进行金融改革的同时，也要关注金融安全和稳定的问题。
马瑟告诉记者：“上海应该打造一个安全、可信，让各国投资者都放心并且有利可图的金融创新环境。我认为这有助于维持世界金融秩序的稳定，以避免一个所谓的国际金融危机”。
亚洲的新竞争者
上海自贸区建设并非一帆风顺，也面临着对手的竞争和挑战。从自贸区成立的第一天起，有关上海与香港之间的比较就没停过。有香港媒体认为，上海自贸区大力发展金融与服务业，与香港支柱产业雷同，一旦露出峥嵘，便是香港的有力竞争对手。不过亦有专家指出，无论是在国际贸易还是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香港都是发展成熟的市场，具有先行优势。
在上海论坛的现场，嘉宾们也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近期，李嘉诚撤资香港的举动引发了外界对于香港商业环境恶化的担忧。2011年，香港外贸总额达到71019亿港元，其中转口贸易业务占据了46%的比例。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上海自贸区全部运营之后，将会分流一部分香港的转口贸易业务。
对此，香港贸发局研究员邱丽萍回应称，香港的商业环境非常好。“我们的税收非常低，知识产权保护很好，还有法制环境和一流的基础设施。企业在香港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当《国际金融报》记者向马瑟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回答：“上海的经济角色比香港更重要。但是目前来看，上海的金融交易效率不高，影响了自身的竞争力。”不过，马瑟非常看好上海自贸区的未来。他告诉记者，从长远来看，上海反而可能会利好香港。
邱丽萍也坦诚，与中国内地及新加坡的发展相比，香港的发展速度的确有所放慢。“竞争对手在不断的奋起直追，我们也知道要实现一个长期的战略规划，要做好调整很多决策的准备。”
在亚洲范围内，除了面对香港、新加坡的竞争之外，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议，也给上海自贸区的未来带来了不确定性。
TPP协议诞生于2005年，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TPP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关税减免，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目前，日本、韩国、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加入TPP协议谈判。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美国实施“重返亚洲”战略的一部分，旨在抑制中国力量在亚洲的崛起。
谈及这个话题，马瑟的话匣子打开了。他明确地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TPP协议谈判并不是针对中国的行为”。
马瑟告诉记者，自己十分支持TPP协议。他形容TPP协议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计划”。因为这与自由贸易的精神相一致，并且有益于世界整体经济。马瑟特别提出，目前世界上有WTO，但是却没有WFO，一个侧重于金融方面的管理机构。马瑟认为，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深入，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都需要坐下来制定规则，如何更好地提供金融服务和开放本国市场。而TPP恰好能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尽管（TPP谈判）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尝试。”马瑟说。
同样地，对于中国是否应该热心加入TPP的问题，马瑟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是的，考虑到加入TPP后可能存在的好处，我认为中国应该加入。我相信其他的成员国也会欢迎中国”——对于自由贸易，马瑟总是抱着乐观的态度。
完善法律环境
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试验离不开法律环境的建设。在马瑟看来，自贸区的成功需要激发人们对于商业成功的信心，“阿联酋有这么多的自贸区，但是如果使用的全是阿联酋自身的法律，那不一定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功”。
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校长鲍琳·范德梅尔莫（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在论坛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企业在从事商业活动之前肯定会关注当地的法律环境，因为一旦公司在执行合作上遇到困难，一个比较明确的法律环境会增加公司的信心。即使合同出现了问题，也并不意味着公司的业务就一定会失败，可以选择一种比较可靠的法律制度来解决争端。
事实上，上海自贸区已经注意到法律环境建设的重要性。除了“央行三十条”的迅速落实，近期上海自贸区正在制定相关管理条例。不过，在简大年看来，打造自贸区的法律环境还任重道远。他在论坛中回应：“法律环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我们要推动这个投资贸易规则，废除几部法律，停止几部法律。也不仅仅是不久将要出台的自贸区条例。而是整个法律环境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
为此，马瑟建议上海自贸区打造一个快速处置，可被世人所理解的法律环境，并通过自贸区的法律试验田进一步推进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某些情况下一个自贸区的创新可能会走在一个城市或者国家的前面。”马瑟对此深有感触。
除此之外，马瑟还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设立上海自贸区的一个重要初衷是接轨国际的自由贸易标准。在国际上，很多自贸区都是由私人运营，而政府只需要设立私人部门的准入门槛，由政府授权。马瑟认为这是非常有效率的一种方式，“我建议中国政府在某些部门，可以考虑和私人承包商、运营商达成联盟”。
临近采访结束，马瑟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嘉宾。无论是台上的学者还是台下的观众，都希望与他合影。马瑟一直保持着微笑，来者不拒。马瑟告诉记者，他感受到了中国人对于建设自贸区区的热情。但他依然要提醒我们，凡事不能操之过急。
“你要知道在英国，那里的居民和这里正好相反。他们经常抱怨政府的决策做的太迅速了！居民们经常挑战政府：这个计划是可持续性的吗？甚至有时候他们会要政府改写政策。”马瑟说，“因此，我对上海自贸区的建议是循序渐进慢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