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既重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决定国家实力的不是总体GDP,而是人均GDP、科技、文化、人的素养、制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既不要低估GDP的作用,也不要高估GDP的作用
记者:龚瀛琦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占全球GDP半壁江山
记者:现在欧债危机有深化趋势,此前关于希腊“脱欧”的传言很多,希腊大选后的结果似乎让大家松了一口气。你此前是怎么看的?
朱民:第一因为政府选举,第二个因为希腊存款正在流失,所以大家比较担忧。我们认为,希腊还是应该留在欧元区,相信他们也会留在欧元区。目前来看,欧洲各个国家领导人,包括希腊民众也是这样希望的。不然对希腊本国、欧元区、全世界影响都很大。当然,我们尊重希腊政府和人民的决定,也会对各种情况做预测分析和准备。新政府上台,对于后续的政策,我们也会进一步讨论。我们的责任是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稳定,并且对此很有信心。
记者:你如何看待欧元区的未来?
朱民:欧元危机的根源在于,有一个货币联盟,却没有一个财政联盟,所以使得它的货币运行比较困难。但我们依然要看到,整个欧元区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的财政水平也不是最糟糕的,甚至它的债务水平比美国和日本还要好,消费水平也很高。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国家”的话,其实整体水平还可以。但问题是,欧盟不是国家,只是货币联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央行和财政,所以才会出现这些问题。欧元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储备货币,不会受短期汇率变化的影响。
记者:今年全球经济是否会因此放慢增长?
朱民:全球经济今年应会整体放慢,我们估计增长率会在3.2%左右,比2011年的4%慢不少。第一季度开始,经济有所缓和,美国走势比较强,欧洲略有反弹,但是最近波动进一步加大,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看来也在放缓。下行风险从现在来看是增加的。另外,虽然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在减速,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差距却在扩大。比如说,今年预计全球增长率为3.2%,发达国家1.5%,而新兴市场国家则有5.5%,相差4个百分点。去年全球经济增长4%,发达国家2.2%,新兴市场国家有6.2%,也是4个百分点。差距一直存在,而新兴市场国家增长速度一般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两三倍。我们预测今年是很关键的一年。用可比较价格来衡量的话,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可以达到全球GDP总量的50%,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个变化。
人民币走了一条很聪明的路
记者:中国是不是应该加强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管理?
朱民:怎么来管理资本流动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未来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之一。前面提到新兴市场国家GDP占到全球50%,但是金融财产只占19%。资金流入当然是好事,帮助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发展、金融市场改革,但如果反复波动的话,冲击也会很大。我们发现能够抵御波动的,只有新兴市场国家自身的金融改革---加强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制度建设,只有一个好的金融市场才能吸收和消化更多的资金。另外,如果资本流动太大影响到了宏观经济,我们也鼓励一些国家采取新的措施,这得到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赞赏。而这个前提不是对市场的干预,不能通过汇率的波动来判断,而要看是否影响到了宏观经济,再采取动作。汇率肯定还是第一位的,只有在汇率不能吸收(影响)的情况下,再采取其他的措施。
记者:再问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人民币什么时候可以成为储备货币?
朱民:人民币汇率关键点不在于水平,而在于机制,要更多地放到市场调节的机制上。以后会朝这个方向走。金融最终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资源配置有效。这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世界接轨的过程,各个方面的过程都是沿着这个方向走。传统理论认为,应该先完成资本账户开放、货币可兑换,然后再国际化,但是现在看来也未必完全对。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规模、人均GDP很低、甚至金融体系不完整的一个经济体融入到全球化的过程,所以中国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模式。人民币走了一条很聪明的路,贸易结算的人民币化程度,现在已经达到10%,走得非常快了。同时,大家也很关注人民币什么时候可以成为储备货币。其实这既重要也不重要,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我们看德国,马克国际化走了50年,一直是管理和浮动渐进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一直把汇率波动和国际化开放程度、劳动力成本、企业改革连在一起,所以这50年来它汇率不断升级,竞争力也不断提高。日本的汇率改革在广场协议以后经历了较大波动,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后形成了一个巨大泡沫。中国渐进地走人民币利率改革,同时推进国际化的过程,是我们的创新模式,一定会打破传统的理论框架。另外,关于人民币结算问题,重要的不是储备货币,而是储备产品。如何让人们持有人民币呢?必须投在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上。所以,在人民币贸易结算过程中,开放投资渠道,然后加强监管,扩大流动性,市场形成了,人民币自然就国际化了。
记者: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可能出现利率市场化?
朱民:利率市场化不仅仅是放开的过程,还是一个市场竞争、透明度、监管、治理机制的问题。利率放开只有在金融机构本身已经独立自主以后,朝着市场化方向才可以完成。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加强资本机制、商业化运作、改变股权、国际资本介入等,都很重要。要逐渐使银行行为市场化、企业行为市场化,这样的环境下利率才能起作用。
中国硬着陆风险不大
记者:中国把稳定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有人担忧是否会加大硬着陆的风险?
朱民:我们认为还是会软着陆,硬着陆风险不大。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并不一定是坏事。之前的刺激经济政策,反弹很强,但主要是靠投资拉动和贷款支持,这是再杠杆化的过程,10年的投资比重占到48.7%,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关键在于在降速的时候要调整结构,比如放开服务业、增加就业、缩小收入差距、拉动内需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要解决。要从贸易拉动走向投资拉动,然后现在还要靠内需。更主要一点,想让老百姓消费,先要让老百姓有钱。先开放服务业,再加强创新。税收要走向一个更广的税基,这些都是改革的过程。总体来说,我对中国经济还是很有信心,我认为今年经济增长还是能够维持在8%左右。
记者:有研究认为2030年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你如何看待中国未来10年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化?
朱民简介:
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副总裁,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52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后赴美留学,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朱民还是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董事、普林斯顿大学校董、复旦大学荣誉校董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全球指导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