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以后，如果我们能在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的转型上能够有更大的成功，那么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将会走向一个很健康的轨道，所以说，这十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整时期
记者：崔梦玲
记者：距离您提出华夏共同体理论已经十二年了，那么现在就您看来这个共同体的实现程度如何？
鞠建东：华夏共同体的建设还未开始。在十二年前，我提出这个理论是有这样一个背景：世界经济的开放有两个轨道，一个是多边开放，即WTO，原则是对一个国家的开放政策要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展开，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区域经济合作，就像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实际上，十二年前我们的国家也面临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但是到了2001年，我们国家加入了WTO，首先选取了多边贸易开放这样的一个开放方式。现在，学术界和社会又有许多的讨论，WTO在技术上很多的阻力，而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活跃。再度提出虽然相隔十二年，但是它还是有它的现实意义。要形成一个多极的经济格局，首先就得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一极先建立起来，这一极就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经济体系，从这个意义上，建立华夏共同体这是一个经济调整的大趋势。
记者：当前，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升级，国际社会担忧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对欧元的前景也持悲观态度。这一危机事件，给未来华夏共同体甚至是亚洲国家区域性的合作提供了哪些前车之鉴？
鞠建东：首先，欧盟是在区域经济合作上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只不过现在欧盟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的一个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是相适应，比如说希腊的债券危机，尤其是现在谈论很热烈的希腊是否退出欧元区。即使希腊退出欧元区，欧盟的核心国家还是在一起。许多欧盟的评论，欧盟的推进是否过快？十二年前我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欧盟成员国家才15个，现在都有27个。对于我们国家，推进建立华夏共同体及其他的区域性的合作我们的目的非常清晰。再一个，政治方面的合作是经济合作的首要前提，也许你注意到，我提出的这个华夏共同体就不包括日本，因为如果日本与中国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合作的意愿的话，再谈经济上的合作可能性不大。
记者：您在您的演讲中谈到，中国
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人力资本的提高。当世界经济危机还在加深，在内部经济方面我们的经济转型中，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曾经为我国的经济做出很大贡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在未来十年的发展战略中，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将会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鞠建东：第一，区域上需要调整。我们现在的人均GDP达到了5000美元，我们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结构性的不平衡。所谓结构性的不平衡，就是全国的人均GDP较高，但是东部人均GDP很高，比如说上海、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很低，所以说平均5000美元表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这个增长空间在各个地方是不平衡的，在今后的时期里面，在已经相当发达地区的比如说上海、北京等地，经济增长速度迅速降下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地增长，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所以结构性上还需要很大的调整。
第二，产业上也需要调整。我们本来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力资本可能会调整地更多地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上调整，而且不同地区的产业的也需要调整。在开放的新阶段一方面就是开放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在结构调整的时候要花更大的力气去建设国内市场，建设以中国企业、中国品牌、中国规则为主导的中国市场。目前中国品牌在中国市场并不占主导地位，比如说汽车。如果向这个方向走的话，我们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建设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市场和闭关锁国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只不过从经济上这两种概念和经济的优势来看，我们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进口的进口，不该进口的不进口，该保护的保护。目前我们主要是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凡是有利于出口和打入世界市场的有很多的让利政策，而在今后要更多的是倾向国内市场建设。
第三，目前我们城市化的发展主要是集中在大型城市和超大型城市上，中型城市几乎没有。我们今后的发展重点就是要回到县城上去，回到区域性的市场上去。开放不仅仅是对国外的开放，也是对区域的开放，尤其是对农村和农村区域经济的开放。如果说把以上这些结构调整好了话，增长空间是很大的。
记者：请您畅想一下十年后的中国。
鞠建东：十年以后，如果我们能在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的转型上能够有更大的成功，那么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将会走向一个很健康的轨道，所以说，这十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整时期。但是究竟十年后会调整成什么样，我非常有信心！
鞠建东简介：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教授，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曾担任IMF研究部常驻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有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产业组织理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