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跟第三方开展自贸区协定，来缓解TPP给中国带来的排他性压力，其中最有效的一个就是中日韩自贸区
记者：杨博雅
记者：日本也在进行加入TPP的谈判。在您看来，日本最后谈判成功、加入TPP的可能性有多大？
李向阳：日本最终加入TPP的可能性非常大。TPP是日本政治上的一个转向，说明日本未来对外政策转变为以美日同盟为基础。但是日本经济上又离不开中国。所以日本的很多官员、学者都认为加入中日韩自贸区和加入TPP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对日本来说，其理想状态是既加入中日韩自贸区又加入TPP。这样一来，在同时进行的谈判中，由于目前的TPP由美国主导，那么可以拿“加入中日韩自贸区” 作为谈判的筹码来跟美国人要价；
同时，日本人很清楚TPP的出现使得中国对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意愿变强，便可以反过来拿“加入TPP”作为筹码，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跟中国提更高的要价。这是日本的战略上的选择，因为要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而放弃TPP谈判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在日本国内，更多的人是倾向于把加入TPP放在优先地位上考虑。尽管可能在今年年底先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但是很难想象出现“先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再去谈TPP”的结果，这对日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更有可能的一种结果是先完成TPP谈判。
记者：现在美国和韩国之间已经有签署生效的双边自贸协议，如果日本再加入TPP，将对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产生较大影响，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李向阳：这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问题。在国内一大批人、甚至包括一些政府官员都在倡导要最终加入TPP，认为即使中国现在不加入，那么将来也要加入。对于这一点，我认为他们没有弄清楚美国推出TPP条款里的动机，也就是说美国的战略目标一直被忽略了。虽然很多人不是这么一个目标，但是他们忽略了美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回归亚太”，从而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在新兴大国与霸主国之间不可能靠战争来解决最终分歧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和平地争夺规则的制定权，显然美国最担心的就是中国来争夺这个规则的制定权。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把中国纳入到其设定的规则体系之中，TPP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即使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也要打乱以中国为核心的规则体系。虽然中国目前没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重起炉灶建规则”，可是客观上东盟10+1、10+3等自贸区的发展趋势就是逐渐由中国主导制定新规则体系。这一点，体现在日本在去年决定加入TPP谈判的时候所表明的立场上——“日本加入TPP意味着亚洲地区的规则制定，由中国人说了算，转化为美日来共同决定。”
另外，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应先加入TPP，然后去“捣乱”，阻碍TPP谈判进程。这点美国人都已经考虑好了——要么中国接受TPP前提，加入TPP；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些前提，就不让中国谈判，把中国排除在外。没有说“进来谈判，再搅黄”的可能。所以想把TPP“搅黄”，中国手里还没有牌。
那么到底如何应对呢？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减少TPP给中国带来的战略上排他性的负面冲击。中国能把中日韩自贸区协定谈下来，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能说瓦解）TPP所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亚洲出现了一个“不包括中国的TPP”和“不包括美国的中日韩自贸区”并存的局面。但出现这种情况未来中国和美国的博弈可能就复杂了，因为涉及到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两个国家。
第二种应对TPP的方式是扩大其他领域的合作，比如跟南亚地区的合作。国家给云南省定位的“对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战略”，云南省与孟加拉国、缅甸、印度等国开展得非常积极。至于云南省这个“桥头堡”能不能变成一个自贸区，短期内还不太可能，但是加强合作有助于给未来的制度化合作创造一个机制。再有就是在西北地区推进上合组织的经济化，这也是我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发展的方向。但是现在也面临着一个问题——俄罗斯的反对。因为俄罗斯坚决反对把上合组织变成一个自贸区协定。可是客观上其他中亚国家又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有建设自贸区的诉求，所以西北地区也有发展的可能。
第三块就是东北，指的是中、蒙、俄、甚至包括朝的“次区域合作”。今年年初，图们江区域（珲春）合作示范区在国家层面已经正式认可。如果“次区域合作”能够真正开展起来，对日本和韩国的冲击会非常大。因为一旦四国“次区域合作”顺利开展，首先便会吸引韩国资本的进入。
韩国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找不到出路，加之韩朝双方在金刚山的双边合作由于没有外部的约束而经常中断。可想而知，如果韩国加入到中蒙俄朝的合作里，对稳定朝鲜半岛局势、强化未来南北方的关系有很大的帮助。而一旦韩国进入，经济利益便会逼着日本也必须加入，所以这是中国未来有可能做活的一步棋。但是，最大的障碍仍然是俄罗斯。俄罗斯从原则上避免跟中国签署任何自贸区协定，因为它担心中国经济太强大，威胁自身的经济安全。
从以上这三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除去中日韩自贸区之外，还有次区域的合作可以考虑。另外还有跨区域合作，比如和海合组织、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谈判也都在进行中。总之是通过跟第三方开展自贸区协定，来缓解TPP给中国带来的排他性压力，其中最有效的一个就是中日韩自贸区。
记者：之前第五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上三国达成共识，将在年内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您对于谈判的启动抱多大的信心？您认为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李向阳：谈判还存在不确定性。中日韩自贸区提出了十年，官产学研究都已经明确地证明其经济收益非常大，之所以谈判一直不能启动，主要是非经济领域的障碍。尤其是中日之间非经济领域的障碍在近期内会不会恶化，这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因素。在近期内，中日之间有钓鱼岛问题，加上在东海区域日美参与到中菲黄岩岛问题的事务中去，这些摩擦会不会使中日之间在政治外交领域出现短暂的恶化，进而波及到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答案是不确定的。但无论如何，从大趋势上来看，宣布年内启动谈判，本身就是个积极的信号。至于年内能不能完成则取决于一些不可控的非经济因素。
记者：您怎样评价TPP目前取得的成就？它是否达到了“无例外的、综合的、高度的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李向阳：首先要注意一点，TPP从4国到9国的转变，基本上是美国主导的。其所谓的“高质量的、21世纪的FTA”，从它涵盖的内容来说的确是达到了。可是从它所谓的“开放地区主义”来讲，又要打折扣。因为TPP目前9个国家原有的二十多个双边自贸协定，多数还将保留下来，也就是说包括原产地规则在内的众多协定还都将保留下来。而另一方面，美国需要的东西则不断地加进去。
例如竞争政策就已经从去年年底开始成为谈判的焦点。竞争政策涉及到国有企业的地位问题。再如裁决机制也是争论焦点，美国是把NAFTA的争端解决机制照搬到TPP中，NAFTA不像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各国政府起诉，经过专家小组来解决争端。在NAFTA中，任何一家企业或者个人都可以直接起诉政府。
比如加拿大一家企业在五大湖边上开厂，它觉得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保护好五大湖，就可以直接起诉美国联邦政府。这些东西很显然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当中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其他国家很难接受的，因为其中涉及到主权的让渡问题。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从4国到9国的变化实际上可以比喻为中国股市中的“借壳上市”。最终，“壳”本身的资源已经不重要，是后来借壳上市的企业它要注入新的资金、它要扩展新的业务，它要换掉它董事会的成员，名义上还是那个壳，但实际上功能都已经发生变化了。
记者：就亚太区域来讲，目前存在的APEC、10+3、10+1等再加上TPP，导致了一种叠加性，造成“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李向阳：毫无疑问这是存在的。刚才提到了，美国主导的TPP自身都解决不了“面条碗效应”，因为9国原有的二十几个双边自贸协定、原产地规则，包括一些例外条款，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保留。既然TPP内部的“面条碗效应”都难以消除，更别说在整个亚太区域内了。比如APEC里出现了双规制，即“TPP的APEC成员”和“非TPP的APEC成员”。未来一旦TPP变成现实，由于它的自由化程度比APEC高得多，“TPP的APEC成员”便不会关心“非TPP的APEC成员”关心的较低程度的自由化问题，最终结果就是APEC被架空。
至于在TPP出现以后，东盟10+1还能维持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是目前东盟担心的问题。以前东盟通过10+1这种模式要成为东亚的火车头、驾驶员或者轮值国。因为东盟已经跟很多国家，比如日本、韩国还有中国等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所以东盟不希望这些国家再相互签署自贸协议。而一旦TPP模式成功，东盟原有的这种领导者、驾驶员或是轮值国地位还能不能维持，这是一个新问题。东盟有可能被边缘化，但最终结果取决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进展。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旦取得实质性进展，可以说，东盟就将彻底被边缘化。
记者：所以说，未来十年内，无论是中日韩自贸区的发展还是整个亚太区域内自贸区的建设都还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可以这样理解吗？
李向阳：对。亚太区域内主要大国未来的关系，可能都会因为TPP的出现而出现重组，尤其是中国、美国、日本这三国之间的关系，在未来几年会受到TPP、中日韩自贸区甚至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多重影响，三方的状况决定了这种博弈的结果会非常不确定。
李向阳简介：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