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崛起代表一种战略目标。有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代表必须完全放弃武力和战争的手段。全世界应该相信中国是有和平崛起的决心和目标，应当和中国一起努力，使中国的崛起真正变得和平。 记者：章若瑶 全世界都在质疑中国崛起？ 章若瑶：骆家辉在今年年初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专访时，谈到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时称“世界各地人民和世界各国政府都质疑中国的意图。”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王文：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国际质疑声的扩大。几天前，我采访了“中国威胁论”的倡导者约翰·米尔斯海默，他多年都在鼓吹中国威胁。但他也承认，美国学术界同意他观点的只有10%,75%的人都不同意他的看法。从这个角度上看，认同中国能够和平崛起的人还是占大多数。另外，国际舆论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在近年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2008年以来的事实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崛起持承认、肯定和欢迎的态度，认为中国崛起是可控的，而非会带来威胁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多次说过“我们欢迎中国的崛起”。“历史终结论”创始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美国民主没什么好教中国的。 如果非得说骆家辉的观点有一定道理的话，那可能就是,随着崛起速度的加快，中国的一举一动越来越多地曝光在全世界的媒体及舆论下。现在全球各大主要媒体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报道，这在过去是不曾发生的。这种情况下，全世界都拿着显微镜看中国，西方媒体又喜欢使用负面语境来报道中国，负面新闻的数量会变多，容易造成全世界都在质疑中国崛起的假象。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人也学会解释和理解中国的崛起，持肯定态度的报道比例在不断上升。 章若瑶：米尔斯海默教授接受您采访时提到，反驳他观点的论据九年来毫无新意，这是否说明我们在论证中国和平崛起合法合理性问题上长期没有取得什么突破？ 王文：从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一方面，我们需要承认研究的瓶颈，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的国际关系学理论在过去的九年内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第二，过去五百年中的大国崛起基本没有和平的，使得和平崛起这一命题像哥德巴赫猜想，本身就很难论证。第三，中国崛起是一个超大吨量级国家的崛起。19世纪英法崛起是千万级人口的崛起，20世纪日美崛起是亿级人口的崛起，而21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则是十亿级人口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相当于19世纪五十个到八十个英法这样吨量级的崛起。这么超大型国度的崛起所带有的不确定性也更强，这使得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论证比过去论证英法等国崛起的难度更大，在现实中的变数也更大。 章若瑶：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取得一些实质性的新论据来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同？ 王文：我觉得理论的进步首先取决于实践。19世纪是小国的崛起，20世纪是中型吨量级国家的崛起，21世纪是超大型国家的崛起。理论是否能发生本质性的进步取决于实践的发展，中国崛起的道路还有很长，这个国家的未来还很不确定。有可能过了三五十年，中国崛起了，但没有发生任何一场战争，这时自然而然，实践已经实现了理论的创新，论证起来就会容易得多。未来是否能破解和平崛起这个命题，关键在于实践的发展。 和平崛起不代表完全放弃武力 章若瑶：去年《环球时报》有发表时评称“中国自己也应把握好和平崛起与敢于摩擦之间的平衡”，认为和平崛起理念和我们在地区发生军事摩擦和冲突的可能性并不是矛盾的。 王文：和平崛起代表一种战略目标。有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代表必须完全放弃武力和战争的手段。全世界应该相信中国是有和平崛起的决心和目标，应当和中国一起努力，使中国的崛起真正变得和平，这样是全世界之福，东亚之福，当然也是中国之福。如果某些国家捣乱，中国该出手时也得出手。 章若瑶：有一些网民质疑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米尔斯海默也提到，他相信在中国有相当部分赞同他观点的人，在您看来现在国人对于和平崛起的认同度如何？ 王文：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讲，我们需要严密的调查。如果凭感觉，希望中国和平崛起的人占大多数。但另一方面，当中国受到欺负时，希望中国“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也占大多数。这是有点矛盾的两种想法，折射出中国人现在对和平崛起复杂和矛盾的心态。我觉得这种心态是正常的，典型地反应了现在国民心态中对未来的迷惘、纠结。现在国内环境、国际博弈非常复杂，中国未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表达一种意愿，希望我们不要跟别人打架，同时，持大国沙文主义的人非常少。总体上中国老百姓还是很温顺的，但温顺并不代表任人欺负。 必须想方设法降低战争发生的几率 章若瑶：您对解决领土争端的建议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也有观点认为现在很多问题已经无法维持过去的稳定了，如今的外交政策应从谋求稳定转向解决问题，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王文：我觉得这种观点很有道理，现在当然不能采取过去的“鸵鸟政策”。这种看法和我说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不矛盾。过去我们在南海等问题上做得更多的是“搁置争议”，没有去“共同开发”。我重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至少在与菲律宾的争论上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从来没有主动地挑起在黄岩岛等问题上的争议，而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不想搁置争议，他们想要挑起主权之争。主权之争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中国必然要作出回应。如果最后大家都不服，只能用战争解决。 我希望他们能搁置争议，然后是“共同开发”。后者对中国更重要。南海在过去三十年开采了一千多口油井，而中国的第一口油井一个多月前才刚刚开发。过去因为实力、战略意识等都没有达成这样的目标，现在我们应主动地有所作为。在一些争议地区，完全可以主动地跟争议对象国进行合作，搁置主权争议，重要的是大家怎么合作开发，怎么按照贡献分成利益。 章若瑶：您提到美国责任对防范东亚战争的作用，在这一部分，我们是只能寄希望于美国自身的约束，还是也可以通过一些努力，对美国形成一定约束？ 王文：两者都有。东亚问题现在的症结和解决方案实际上都和美国息息相关。东亚要走出现在的困境，降低战争几率，美国当然是主要的行为者。美国在东亚的离岸平衡作用造成的结果是，亚洲现在任何两个国家间关系都比他们与美国间关系要差。美国必须要承担和平的责任，不要再挑动东亚各国间的怀疑与博弈。一旦东亚发生战争，美国一定不会从中获得太多利益，而且战争的发生和美国一定脱不了干系。如何减少战争的可能性，美国的责任不可缺少。一方面，我们要依托中美、日美、韩美、菲美间的对话去影响美国的利益集团、智库和媒体，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对于东亚的责任。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有一定的博弈能力。在对台军售、军事演习、菲律宾等问题上，给美国施压，表明强硬的反对态度。 章若瑶：您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加强媒体与民间对话在降低战争几率中的作用？ 王文：首先随着中国的崛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崛起。越来越多的人都希望国家在争议问题上表达自己强硬的立场。另一方面，各个国家都有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菲律宾的媒体和民间也在挑动，菲律宾外交部长甚至说，不惜和中国打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但实际上问题的解决不能仅靠武力。怎么样解决这种情绪呢？就是加强主流媒体及意见领袖们的对话，只要他们实现互相的理解，应当可以有效地减少一些因为误判而产生的误解和敌意。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路径。 东亚模式是问题导向型模式 章若瑶：您提到民族主义情绪和东亚和平之间越来越不协调，有学者认为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世界观念的支撑，同时他们将眼光投向中国传统。您觉得我们能否从中发展一种能够引导地区秩序构建的理念或原则，从而降低战争的几率？ 王文：这当然是学者的选项之一。现在学者对于中国对外交往以及中国未来的大战略基本上分为三派。第一派是中国古代主义，实际上有点像朝贡主义。这一派近两年发展得很快，这一派学者在研究中国能否恢复到明代时期的朝贡体系，通过各国臣服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中实现和平。这种研究方向刚开始，但即便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现实中推广也非常困难。因为朝贡体系把中国放在东亚金字塔的塔尖上供奉，在现实中不可能重回历史。第二派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以欧美为中心，中国只要融入欧美建立的国际体系就行了。这一种观点也不太可取，因为中国崛起不可能永远活在西方的阴影之下，肯定要有所改变，且当前的国际体系是不公平的，也很有改善的空间。我比较认同第三种实践理性的观点。现在的东亚状况是过去五百年中未曾见过的，首先因为它情况复杂，其次因为国家和人口非常多，再次东亚地区的历史后遗症很多。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我们只能通过实践去摸索。东亚未来秩序重构的模式和欧美一定是不同的。欧美模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目标先行，东亚的模式某种程度上更像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模式的困难比起欧美可能更大。它是问题导向型的，哪里出现了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后自然会出现一条道路来。 章若瑶：回到这次上海论坛的主题“未来十年的战略”，您能不能从战争可能性的角度预测一下十年后的东亚格局？ 王文：这很难，我是一个未来不可知论者。实际上，每个人都没法预测。特别是在亚太，这是全世界问题最复杂的地区，大国林立、宗教复杂、文化差异、经济失衡、意识形态冲突、贸易和领土争端激烈等等，所以要预测十年之后是非常难的。但是这次上海论坛的话题特别好。因为今年是世界的换届年，有50多个国家，包括亚太地区的几个大国比如俄、美、韩、中都在换届。尤其在中国，权力交接成功意味着中国未来十年的战略可能会比较清晰一些，确定性会加强。所以这次上海论坛用“未来十年的战略”做主题，这个角度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中国本体论。再者，今年对亚太地区也非常关键，今年实现的权力交接会使得未来十年各国的政策变得更加明朗。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角度看，这次上海论坛的主题有一定的前瞻性，也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脉搏。至于十年后的东亚，我觉得很难预测，就先保持我谨慎的态度吧。 王文简介：环球时报资深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