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人民币会有更大的接受程度，但我认为还不会是最重要的货币，最重要的可能还是美元、欧元。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币的地位会比现在更重要。
记者 许晓曦
记者：今年四月，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幅度增大一倍，由千分之五增大到百分之一，您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张礼卿：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代表我们的汇率制度更加灵活，更加反映市场供求，这对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增强货币政策的流动性，都非常有利。
记者：您刚才提到，香港可以成为离岸金融市场，但是又一种观点是，离岸金融市场比较自由，可能会变成热钱的流入地。您怎么看？香港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上海也在建设亚洲金融中心，那您认为上海应该秉持什么样的定位？
张礼卿：这个没有必然联系。因为香港的金融机构它也受到香港当局的监管。特别是现在这种全球性的加强金融监管。跟我们内地相比，比如说，在存款准备金率方面可能会有区别，香港比内地低，对一些交易投资的管理也可能内地要严一点。那边总体来讲，相对较自由，流动性强，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管理。
上海与香港的区别就是，香港是个离岸市场，上海是在岸市场。长远来看，上海应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首先是全国的，然后是亚洲的，最后是全球的。上海能不能很快成为金融中心主要取决于我们的资本管制放松的步伐。上海应该发挥它的优势，健全金融机构，等待全国性的政策放松，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开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业务。
记者：欧元区正在经历欧债危机。您认为欧债危机将来会如何发展？
Reporter: The EuroZone is going through a debt crisis, what do you think will the crisis be likein the future?
张礼卿：欧债危机怎么发展，有好几种可能性。一种是好的方向：通过各种改革的推出，货币金融政策的加强，财政联盟的实施，最后可能欧洲从欧债危机中走出来，欧元区变得更加成熟。第二种可能是希腊等国家退出后，欧元区可能变成一个小一点的，但是更好一点的货币基金组织。最坏的可能性是，大家在政策一致性方面很难达成共识，希腊退出后，其他大一点的经济体也退出，欧元区越来越小，甚至崩溃。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欧债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欧债危机如果持续发展，欧洲的实体经济会受到一定的冲击。现在它的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衰退了。如果再继续发展，对经济体造成的冲击越来越大，可能会连续多年低迷、负增长。而欧盟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国，他们经济低迷，会减少我们的出口量，影响我们的市场，进而影响我们的增长，就业。另一个是来自货币层面。如果欧元持续动荡或者进入贬值，我们会有一定损失，因为我们外汇储备中相当一部分是以欧元形式存在的。欧元贬值，我们也会受到影响。
记者：美国经济数据也非常不理想。您觉得美国有没有可能推出第三次量化宽松呢？
张礼卿：我觉得如果欧元区的经济持续低迷，美国有可能推出QE3。因为欧洲也是美国的重要市场。欧洲有经济危机，也会连累美国。但是目前来看，我们会感觉到美国经济在越来越多地调整，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这个也是不确定的。
如果外在环境恶化，危机面前，我们最重要的是应该加快我们的结构调整，更多地依靠内需而不是依靠外需来拉动。主要体现在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投资方面，应该要保持较高的投资率，这样才能在外需逐渐下降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消费的增长需要更多的改革，像社保体系的建立，教育、住房体制的改革等等，使得老百姓降低防御性的储蓄需求，这样才能使得消费增长较快。但在这些改革取得成效之前，中国的消费很难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国家是依靠市场主导来完成货币国际化，而在当今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政府主导。那您觉得中国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吗？市场与政府应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张礼卿：我觉得，一个国家的货币国际化，基本上是一个自发的进程。政府的推动更多地体现在创造一些基础性条件上，比如说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保持本币的稳定甚至稳中趋升，创造较为宽松的资本流入流出环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松资本管制。还有就是要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创造更多可供选择的、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也许在有管理的前提下，允许外国人持有和购买。
记者：最后我们有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您能不能设想一下十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张礼卿：今后十年，中国应该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经济总量可能超过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肯定比现在高。但是我们也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就像今天上午龙永图先生讲的，中国应该增强自己的软实力。十年后，人民币会有更大的接受程度，但我认为还不会是最重要的货币，最重要的可能还是美元、欧元。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币的地位会比现在更重要。
张礼卿简介：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