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负责任的大国”是西方国家定义的,是要我们不要挑战美国,不要挑战现有国际体制。应对这一点,我们需要发展政治上的感召力,或者说中国要成为一个有感召力、亲和力的国家。但是目前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做得还不够
记者:王一竹
记者:作为资深外交家,你如何评价现在中国“大国”形象的塑造?
陈健:其实不存在“大国形象的塑造”这个问题中国强大了,大国形象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有时候也借用这句话,但是我并不太喜欢这句话。所谓“负责任的大国”是西方国家定义的,是要我们不要挑战美国,不要挑战现有国际体制。应对这一点,我们需要发展政治上的感召力,或者说中国要成为一个有感召力、亲和力的国家。而目前在这两方面做得都还不够。
号召力体现在我们自己的成功上,包括经济建设的成果带来的号召力,以及中国的体制和价值观所具有的号召力。我们的价值观体系既要为全体中国人所接受,同时也要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先进的价值观体系,这样就有了政治上的号召力。同时还要有亲和力,主要体现在外交上。我们需要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能够促进各国谋取最大的共同利益。
记者:你觉得在未来10年,中国应如何定位自己的国际地位?
陈健:应该说对中国的定位是最困难的,因为我们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是全球第二,按照现在各方面的估计,未来十年内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从总量来说已经是一个“大块头”了,但是人均还很低,而科技水平等软实力、硬实力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所以说中国有“两重性”:既有发达国家的属性,如东南沿海地区,上海北京等城市完全可以媲美发达国家;但内地有些地区还相当贫困。这个“两重性”会继续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今后10余年还是两重性继续并存。
对于我们的发展目标,政府已经提出来了,包括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消除差距等等,如果发展目标能够实现,在今后十余年间我们就能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就可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目前我们的难处在于,人家看我们是一个大国,要我们承担大国责任,而我们知道自己还是一个弱国,大而不强,这当中的矛盾始终存在。
记者:你如何评价中国在黄岩岛事件中的外交表现?
陈健:黄岩岛事件,我们的外交处理得很好。根据历史经验,我们既要占理,又要占义。中国始终要站在国际化视野之上,寻求自身利益的制高点;同时又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这两者缺一不可,也是当前外交上的一个难点。
记者:在未来碳排放和环保责任的国际谈判中,你认为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陈健:我主张,中国要承担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低于发达国家的义务。我们再强调自己只是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太够了,因为我们已经是最大的污染国之一、第二大经济体。不过从历史责任和人均来说,我们的确不应该承担发达国家的责任。所以我们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应该如此定位,这样更容易被国际接受。
记者:联合国是另一个重要的大国角力舞台。有观点认为,联合国容易受到大国的利益驱使,你曾在联合国工作多年,如何评价这种观点?中国应该怎么做?
陈健:联合国容易受大国利益的驱使,这种观点完全没错。联合国是建立在大国一致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大国一致,取消否决权,联合国就将不复存在。所以联合国必然受大国利益驱使,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要接受。对于中国来说,关键是怎么利用自己的大国利益,寻求中国这个大国的利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一致,这样我们就不是像美国那样的霸权主义超级大国,试图主导世界,我们就站在一个更高的道义制高点上。
记者:现在各国都很重视民间和公众外交,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是否也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陈健:民间外交最好的例子就是奥运圣火传递在巴黎遭遇的风波。对于中国外交部发表的讲话,西方媒体基本没有评论,有的甚至以反对的态度来报道。但是中国留学生在巴黎奥运圣火传递中,既举法国的国旗,又举中国的国旗,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民间外交的好处在于,其发表的观点影响力更大,而有的时候政府表态则往往被认为有固定的思维模式,不会引起重视。
陈健简介:
复旦大学英文系毕业,长期在外交部工作,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首批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2001~2007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