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家目前需要将更多的资源放在精神卫生领域，以缩小资源与疾病负担大小的差距，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心理卫生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加大了资源配置的难度。
记者:丘美芳
记者:最初，您提交给上海论坛的演讲题目是“亚太地区的精神卫生挑战”，为何用“挑战”二字？是因为当前亚太地区的精神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吗？
费立鹏：全球都面临着精神卫生挑战。世卫组织也刚刚出台全球精神卫生的计划，认为全球精神卫生面临严峻形势，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好好对待此问题。亚洲国家跟拉丁美洲、非洲等国家的情况不同。艾滋病等传染病仍然是非洲国家当前面临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亚洲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传染病状况已经得到控制，慢性病的疾病负担更大。而在慢性病的疾病负担中，精神卫生疾病占了较大构成比。亚洲国家目前需要将更多的资源放在精神卫生领域，以缩小资源与疾病负担大小的差距。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心理卫生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加大了资源配置的难度。
记者：为何精神卫生问题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制约亚洲各国加大对精神卫生投入的因素是什么？
费立鹏：历史上，传染病占亚洲疾病负担的比重最大。最近三十年，传染病被控制得很好，疾病负担的60%至70%逐渐集中在慢性病。过去，对慢性病的关注主要针对癌症、心血管疾病，精神卫生疾病却极少受到重视。从原先关注传染病治疗，到关注慢性病、重视精神卫生问题，这个过渡需要一些时间。
近年来，精神卫生的重要性才逐步被卫生部门、公安部门认识到。但与此同时，临床医学部门却一直没有承认精神卫生的相对重要性，临床医务工作者对精神科的歧视依旧根深蒂固。这与医学院的学科分布以及课程设置很有关系。医学院建立之初，精神科只是神经科的一个小分支，课程占比很小。现在，中国五年的医学本科教育中，精神科培训也仅有四十个小时。医院医疗服务资源分配过程中，由于歧视，精神卫生领域所能获得的资源很有限。医院的其他科室也不愿意被削减资源投入的比例。这些都制约了亚洲各国加大对精神卫生的投入。
记者：您对亚洲国家精神卫生状况有何展望？
费立鹏：世卫组织新出台的全球卫生计划报告中提到，过去20年，亚洲国家中韩国自杀率提高了三倍，中国则下降了一半。同样是亚洲国家，自杀率却有差异。同一个20年，亚洲各国对精神卫生投入状况不同，提供精神卫生服务的方式不同，在如何提高群众对心理卫生健康问题的认识方面，各国遇到的问题和要采取的措施也不同。亚洲不同国家的精神卫生状况有所不同，没有一个模式对所有国家都适用，要想有突破性的改善，需要针对不同国家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泰国很早就承认了世卫组织关于疾病负担的报告，资源也按照疾病负担比重来进行分配，精神卫生领域在泰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所以其精神卫生状况得到较大改善。中国也逐步承认疾病负担结果，但并不是直接根据该结果配置资源。现在，亚洲各国对疾病负担的承认情况有所不同。如若各国愿意按照本国疾病负担数据分配资源，对精神卫生领域将有极大促进作用。
从研究角度来说，在精神卫生领域，亚洲各国需要更多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来帮助调整精神卫生服务系统、预防歧视等。这些研究也需要得到更多的资金和人才支持。
记者：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在您看来，该法出台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什么地方？现行的这个法律还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
费立鹏：中国的精神卫生法历经27年修改，时至今日出台，无疑对精神卫生事业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反映出近年来相关部门对精神卫生问题的关注增加了，对这个问题相对重要性的认可更多了。
但该法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完善。如关于“非自愿住院”的相关法规，我们需要对“重性精神病”“对社会有严重危害”等概念做详细而明确的定义。该法提倡社区化服务，但却没有提具体的操作方式。为此，我很担心该法的落实情况。
中国还需要在对该法的效果评估上投入更多资源。我认为相关部门现在需要对国内的精神卫生状况进行一个非常细致的评估，5年后再次评估，然后将评估结果进行对比，从而切实地了解该法的实施效果，并根据效果对一些法律法规进行调整。评估必须细节化，如调查不同地区人们对精神卫生问题的态度、谁提供精神卫生服务、服务人员的培训、服务覆盖面、资金投入状况等等。而且，这个评估机制必须落实到位，拒绝官僚作风，不能一味宣传法律实施的好处。
记者：中国近年来对精神卫生问题的关注更多，是因为问题更严重了吗？
费立鹏：我不认为中国的精神卫生问题更严重了。尽管一些报告认为精神疾病患病率上升了，但这与实际并不相符。近年来，公众对抑郁症、焦虑等问题更敏感，更愿意说出自己的心理状况。以往患精神疾病的人大多选择隐瞒，所以当时的精神卫生报告显示中国民众的患病率极低。精神卫生问题之所以会被认为更严重，是调查研究数据不够准确或其它因素造成的。实际上，除了酒精滥用问题，其它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并没有明显的上升。
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引发了更多对进城务工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但是现在国内的研究质量仍不高，还无法准确描述现状。对精神卫生问题的关注增多是个好事，中国需要在精神卫生领域投入更多资源。
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农村自杀死亡人数是城市的3倍。如今，这个状况有什么改变吗？
费立鹏：现状有所改变，一是中国自杀率下降了一半，二是农村自杀死亡人数降低为城市的2倍。但我们需要考虑流动人口在其中的影响。20年前，流动人口的比例远没有现在这么大，而现在大部分农民流动到城市居住。我们很难清晰界定自杀死亡是属于农村的范畴还是城市的范畴。
以往中国女性自杀死亡率比男性多25%，而现在接近1：1，跟大多数亚洲国家相似。女性自杀死亡人数中，农村女性占多数。以前，喝农药是中国最主要的自杀方式。现在这个比例估计有所下降，但依然占主要比重。一方面，相关部门对农药的使用加强了监管，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民变流动人口之后，获取农药的途径没有之前方便。
记者：中国推行精神卫生社区服务的现状如何？上海建立健全社区化服务要解决哪些问题？
费立鹏：中国的精神科大夫不愿意到基层服务，尤其是到农村的卫生站。提供精神卫生服务的重担压在了基层综合科大夫身上。但他们本身就肩负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加之专科培训背景较差，很难胜任精神卫生服务工作。新出台的精神卫生法又缺乏对具体操作方式的规定。
上海有较多的资源，资金、人才方面问题不大。要建立健全社区化服务，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规范社区卫生站综合科大夫的精神卫生服务工作。上海为基层大夫提供精神卫生医疗服务的培训，但是却缺乏对服务落实情况的监督，很多受精神卫生问题困扰的人难以在社区得到早期治疗。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改变百姓对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态度；让更多的普通百姓愿意到社区卫生站接受服务而不是一味到综合医院、三甲医院就诊，让更多的百姓在有心理问题时愿意选择就医而不是以之为耻。
同时，我也希望在社区建立一些组织，让精神病人的家属能够发出更多声音，帮助减少歧视、防治精神疾病。
费立鹏（MichaelPhillips）简介：
加拿大人，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精神卫生司顾问、国际预防自杀协会财务秘书兼中国总代表、美国中华医学会学术顾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特聘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