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经济复苏是通过私营市场自发形成的，并不是通过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这种自下而上的调整是更加健康、更有活力的。这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需要借鉴的一点。仅仅依赖政府的政策刺激经济并不是一件可取的事情。
记者：蔡至欣
记者：2008年金融危机对亚洲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的，亚洲各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恢复经济。您能评价一下目前亚洲的经济状况吗？
王健：亚洲新兴国家在危机后经济复苏的强度要比欧美国家高很多，尤其高于目前仍受欧债危机影响的欧洲。相对来说，亚洲的增长率一直都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危机之后亚洲国家普遍都采取了比较激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策的负效用已经慢慢出现，可能会对今后几年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一定的制约。其次，很多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减速风险。当然，这种减速风险并不完全是由金融危机带来的，主要是这些国家自身的结构型调整引起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可能一直维持较高的增长率。离最大化经济增长的边界越近，增长速度就会越慢，香港、台湾地区，还有日本、韩国，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中国和这些国家相比主要有两个负面因素，一是人口问题，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这是计划生育的一个负面作用；二是环境污染问题。香港的经济减速发生八十年代，那时出现了比较大的金融危机，韩国的减速发生在1997年，也出现了金融危机，墨西哥的经济危机发生在1994年。每当经济减速时都伴随着经济危机发生。中国如果发生经济危机，肯定会波及到亚洲其余国家。因此，如何防止减速过程中发生经济危机，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记者:后危机时代中，亚洲各国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并发展金融市场。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焦点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和利率市场化问题，您对此怎么看呢？
王健：长期来讲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会超越美国成为第一经济体，这是必然的结果。然而，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尤其在中国仍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情况下，从封闭的金融体系变成开放的金融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谨慎，不能操之过急，有几个关键步骤要慢慢地走。第一步是要理顺国内金融市场。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研究，一个国家开放资本账户和开放经常账户是不一样的。经常账户开放后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有帮助的，但是资本账户开放的结果取决于国内金融市场的效率如何。如果资金利用效率高，能把进来的资金运用到生产效率最高的地方，就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如果国内金融市场效率低下，可能一时消化不了资金造成的资产泡沫，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反而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负面作用。评价一个国家金融系统的效率，利率是最基本的标准，当利率还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时，很难想象人民币能走向国际化，因此利率市场化是提高中国金融市场效率的核心。
第二步是放开汇率，不能继续采取固定汇率制。在国际金融中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三元悖论”，即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具备固定汇率、自由的货币政策和开放的资本账户。中国想要开放资本账户，又有自己决定货币政策的权力，必然要放弃固定汇率制。在放弃固定汇率制的过程中可能对进出口部门有短期的冲击，但长期来看作为经济大国，中国放弃固定汇率制不仅对自己有利，对世界也有利。当利率市场化和汇率浮动这两步完成时，就可以考虑开放资本账户。
记者：您觉得完成这两步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王健：利率市场化问题不仅是金融问题，还涉及经济的方方面面。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占的比重较大，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变相地提供补助，通过压低利率贷款给国有企业，降低了国有企业的运营成本。利率市场化之后势必会对这些国有企业产生冲击。因此，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还是政治问题，要看中国领导人克服这些阻力的决心了。这个过程不会太短，不是两三年就能完全实现的。
相比之下，汇率浮动比较容易。尽管我们一直说汇率对贸易的影响非常大，但是这种影响是多面的。对于本来利润就比较低，失去竞争优势的企业影响比较大，但是对新兴的中国企业有促进的作用。因此，可以先实行浮动汇率，允许国内银行自由地报价决定汇率，然后再进行利率市场化。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市场的改革并不仅仅是利率市场化。我们要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例如企业既可以从银行得到贷款，又能从商业票据市场、股票市场或债券市场融资，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资金最有效地分配下去。这个过程也需要至少三到五年时间。即使全都做到了，人民币已经成为国际化货币之后，还需要一个过程，让国际投资者以及使用人民币的人逐渐认可，这种信心的培养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越英国三十年左右之后，美元才最终取代英镑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流通货币。人民币要成为全球主要流通货币之一，至少需要十到二十年时间。
记者：谈完中国之后，我们再把目光移向日本。日本最近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健：我认为这是件好事。量化宽松是对正常的货币政策的一种补充。正常的货币政策通过调节短期利率对经济进行调整，但日本的短期利率已经为零，无法再通过这个渠道刺激经济。正常的货币政策调节短期利率的目的是影响长期利率，进而推动生产和消费，而量化宽松可以直接影响长期利率，因此这对日本来说是正确的货币政策。当然，这个政策对日本以及周边国家有一定的负作用。比如，量化宽松可能引起日本市场上的资产泡沫，日本股市近期大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风险。人们认为日本过去十几年的经济低迷是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的，新的货币政策出来后对经济有良好的预期，但是如果后来发现经济低迷是由于某些结构性因素而不是货币政策导致的，市场发现泡沫后股市会回调，带来股市下跌的风险。
此外，有一个误区是大家认为近期日元贬值是由于量化宽松引起的，但其实不一定，汇率受很多因素影响。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后美元非但没有贬值，对于主要货币反而升值。日元之所以贬值是因为08年金融危机后日元作为主要的避险货币升值太快，升值了30%-40%。现在经济复苏后日元贬值是对之前升值的一种纠正。更需要注意的是来自金融市场的风险，尤其对于中国。日本量化宽松后利率很低，市场上资金很充足，而中国利率比较高，而且中国正在逐步开放资本账户，这就给套利机构提供了可操作空间，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脚步过快的原因之一。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有人称此政策会引起中国乃至亚洲的通货膨胀，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王健：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大家普遍认为有两种渠道会造成通货膨胀。一是美元印多了之后流入中国，中国要用人民币购买美元，所以中国被动地量化宽松。但是从数据上看并不是这么回事。美元进入中国之后会成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如果中国被动地量化宽松，外汇储备和人民币供应量都会增加得很快，但数据显示只有人民币供应量增加很快，而外汇储备并没有增加很快。所以中国的通货膨胀更多的是2009年中国过于担心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进行的4万亿投资造成的自身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引起的。二是有人认为美国的量化宽松推高了大宗产品的价格，比如石油，由于这些大宗产品的价格在发展中国家的CPI中占比更大，可以把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推高。但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和汇率一样，大宗产品价格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美国一直在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但最近的石油价格一直在下降。而且货币政策的最终控制权还是在本国政府，如果石油价格上涨，也只是相对价格的上涨，而不是绝对价格的上涨。真正的通货膨胀是指绝对价格的上涨。比如整个经济中有十种产品，如果这十种产品的价格都在同时迅速地上涨，这是通货膨胀，但是如果只有两三种产品价格上涨，其他产品价格不变或下跌的话，这只是相对价格上涨。货币政策可以控制住绝对价格的变化，但是控制不住相对价格的变化。如果中国不滥发货币的话，当石油价格上涨，其他产品会比正常情况下上涨更慢，平均一下通货膨胀率和原来差不多。所以并不是说某种产品价格上涨就会引起CPI价格的上涨，这是一种错误的逻辑。
记者：您觉得在危机后经济复苏的过程中，美国有什么值得亚洲国家借鉴的地方？
王健：一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危机发生后美国允许房地产市场价格比较快地下降，所以价格调整得很充分，现在房地产价格又重新回到了上升的轨道。二是劳动力市场的改善，降低了工会等机构的议价能力，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三是能源革命的进展，页岩气发展得很快，能源价格下降非常大，劳动力成本和生产力成本都得到了比较有效的调整，产品更加有竞争力。四是政府财政的改善。目前联邦财政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但每一个州的财政进步非常大，通过裁员、降低雇员工资福利来减轻政府对经济的压力。归纳起来，美国关注的是如何增加效率。美国的经济复苏是通过私营市场自发形成的，并不是通过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经济危机刚发生时刺激力度不大会很惨，但只要时间足够长，这种自下而上的调整是更加健康、更有活力的。这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需要借鉴的一点。当然，在经济危机中还是需要一些政府扶持，但是手段不一样，比如可以推行失业保险、对家庭直接补偿，降低家庭在经济危机中的痛苦来稳定经济。通过政府直接投资的财政政策刺激并不是一件可取的事情。
记者：您觉得中国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定位是怎么样的？
王健：只能说以前的定位不是很高，现在在逐渐升级。服务业和金融业自不必说，就算从制造业来讲，我们很自豪很多产品都是“made in China”，实际上很多只是中间产品的加工或者产品的组装。比如一个产品80块是在其他国家生产的，只有20块在中国生产的，但最后100块都算成中国的出口额，看起来中国制造业很厉害，但真正增加的只有20块钱。在美国店里有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但是如果你让店员举三到五个中国的牌子，没人能举得出来。所以中国在制造业产业中处于一个比较低端的状态。今后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竞争优势在什么地方。目前我们处于香港70年代的水平，中国有很多经验可以从香港、韩国借鉴。香港一直强调自由的经济，而中国国有经济比重还是比较大，很多行业不允许竞争。中国必须激发市场的活力，放开行业竞争。
记者：您认为亚洲金融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机遇和挑战？
王健：香港、新加坡等地的金融市场已经相当成熟，无论是从法律完善程度、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和市场的透明程度来讲，都可以从欧美的金融市场相媲美。上海还需要多加努力，这和中国的大环境也密切相关。中国的金融市场还非常不完善，虽然中国一直强调要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就目前状态而言这只能说是一个发展方向。就中国的经济水平和制度水平来看，金融并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和香港、新加坡比的话优势都不是太明显，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记者：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格局越发突显，金融合作不断深化。您认为中国在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王健：中国在亚洲金融市场中扮演的角色是相当重要的。比如中国现在和新加坡、韩国在做货币互换，能起到稳定亚洲货币系统的作用。但是由于目前有资本账户的管制，中国起到的作用还是有一定局限性。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中国在亚洲金融市场当中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王健简介：
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国际金融和货币银行学。研究成果发表于多个国际著名经济学刊物，并被华尔街时报，道琼斯，VoxEU等世界著名媒体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