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共享信息，科学家无法制定出最好的政策，人们也不会团结起来支持关乎他们生活质量的政策。所以就保护环境而言，共享信息是最简单、重要的起点。
记者：王娴
记者：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地理信息系统（GIS）和您的服务中心吗？
包弼德：我对历史和地理的结合很感兴趣。历史分析总是和一段时间内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空间分析总是和一片空间内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作为一项技术和一种分析模式，地理空间分析可以在众多领域发挥作用。我们可以将它广泛应用于研究地域、历史、气候、军事、季节、全球石油分布等等。极佳的可视化是它强有力的优势之一。一幅图像可以胜过千言万语。
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中心，我们中心自己并不做研究，但是我们帮助别人将空间分析应用到他们的研究上。这是一个重要区别。你可以在我们中心看到做研究的访问学者、研究人员、学生和教员，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全职专业GIS分析师。他们拥有良好的技术，可以指导许多不同的项目。我也坚信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比如我们和复旦合作创建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
记者：您用GIS做了不少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您得出了哪些结论？
包弼德：说到我自己对中国的研究，我对中国的行政系统随历史变迁很感兴趣：哪些地区发生了变化？哪些地区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看岭南地区，也就是两广地带。那里的行政中心在唐代比在宋代要发达许多。也就是说从行政的角度来看，岭南地区从唐代到宋代是后退的。其实一直到明代，那里才开始复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行政中心。
我对政治精英是如何被组织的也很感兴趣，我主要从家族和空间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些人在哪里通过科举考试？他们住在哪里？在宋代，他们住在三四个不同的地区周边，这些地区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知识分子精英团体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并且与当地人口无关。一个地区在政治系统中的再现与精英特质相关，与人口数量无关。所以一些人口密集的地区在科举系统中并没有取得好成绩，另一些人口稀少的地区却人才辈出，在政府中占据要位。这意味着相比于来自其他地区的人，来自中国某些地区的人更具政治影响力。这可能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事实，但我们可以把这些与其他信息相关联。我们考察哪些地方征收商业税，还有道学或者宋明理学的传播（发生于12、13世纪的新知识分子社会运动），看它们怎样与精英的分布以及考试系统相关联。北宋（1077）数据库显示了一些有趣的现象：道学的传播在贸易最发达的地区并不成功，但在集中了大量受教育知识分子的地方尤其成功。
就网络分析而言，如果我们看人口的分布，可以看到聚居地网络如何跨越行政边界，可以做空间分析。网络分析是很有趣的路径，我认为它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几乎上述所有的研究都涉及到数据库，因为都涉及了大量人物。针对空间分析和网络分析，我们使用软件。
记者：作为历史学教授和地理分析中心的主任，您怎样看待学科的边界？
包弼德：事实上，网络分析源于社会学和数学。我当然是研究历史的，但是对我而言，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提出了有趣的问题，那我们要尝试找到最好的办法来解答这些问题。当然，书本是研究历史的资料来源。在2000年以前，我只用读书的办法来研究历史，但这无法让我完全理解其他要素，比如作为事件语境之一的社会图景。假如我们从书本中提取数据，就可以知道社会图景中人们都住在哪里，社会图景中政府行政是如何被组织的，于是我们就可以建构出许多不一样的语境来理解人类活动。计算让我们得以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数据，这也许是传统历史学家望尘莫及的。
举个例子，假设我给你某种现象的1000个例子，你发现其中有30个是错的。这很重要吗？我认为在可以接受的误差范围内这没问题。但对人物传略类词典和单词类词典，我们要求它们的每一项事实与每一个单词都是正确的。这是数据库路径和词典路径的显著差别，但人们常常将两者混淆。在我的研究中，我有时使用大量数据资料，像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为了创建这个资料库，我们用计算的方法阅读书籍，记录下地名、人名、日期和官职等资料。现在我们还要依靠人力来检查电脑的工作。我不认为那些想要拥有一本词典的人能就此得到满足。相反，我们提供的方法是更基于计算的。现在它还不够成熟完善，但这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选择。未来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出现了许多新的机遇，旧的方式也必将延续。
记者：您的团队怎样想到创建“世界地图”？这个项目有哪些新的开发？有没有与中国展开合作？
包弼德：“世界地图”依赖于所有开源代码GIS参与者所做的贡献。我们的机构有全职工作人员，我们也受惠于众多不在哈佛的人。这是合作互惠的。“世界地图”在2012年上线。一年内我们已经吸引了大约8000名用户，他们创建了超过2000张地图，来自超过200个国家的访问量更是达到了35万。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世界地图平台。
“世界地图”真正的用意是实现网络时代的愿景，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分享资料、合作互惠中受益。如果你分享你的资料，我分享我的资料，其他人看到了，把资料整合在一起，可能就会有新的发现。我做研究，等我做完了我就可以把研究成果与别人分享。这就是世界地图背后的理念，显然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因为许多人正在践行这个理念。
我们想要和复旦彭希哲教授的团队合作，也就是社会数据研究中心，在线上实现空间数据可视化。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是看到适合中国人使用的中国版“世界地图”。我们也在不断开发新的功能与应用，比如时间序列（可以随时间推移演绎变化），比如在“世界地图”上直接上传电子表格（众所周知的是微软的Excel）。这是两项重要的开发。我们还将增加对上传的地图进行点评和排名的功能。当然我们也亲自制作教学地图。
“世界地图”的理念就是合作，分享，便于操作。大多数人或许并不擅长GIS和电脑技术，但“世界地图”操作简便。
记者：“世界地图”和GIS如何致力于改善环境和气候问题？
包弼德：如果我们想要帮助人们思考环境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为他们展示正在发生的事，也就是说，给他们看地图。如果你想研究食品安全问题，碳化物排放问题，或者溪流污染问题，将数据可视化，以地图方式呈现。
比如在呈现空气污染时，我们把国家分割成县，每个县安装一到两个传感器，用以测量空气质量，提供不同的读数。有两种方式可以用来标记数据，一种是在地图上画点，用颜色表明污染的程度，也就是基于点的标记。另外一种是将相近区域的读数取平均值，然后用不同的颜色覆盖整片区域，也就是基于多边形的标记。基于点的标记更为准确，因为它意味着这个地方有一个传感器读出了这个读数。基于多边形的标记则将传感器的读数推广到整个区域，得出的分布图看起来具有连续性，虽然有可能是错的。这造就了具有良好可视性的范围值分区地图。这样，你就可以用标记读数的办法描绘北京的天空。
环境问题就是信息问题。更好的环保政策能在美国推行是因为人们拥有信息，他们可以谈论这些数据可能带来的后果。通常大公司并不情愿减排，因为这要花钱，这意味着成本的上涨。有时候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不够透明。如果不共享信息，科学家无法制定出最好的政策，人们也不会团结起来支持关乎他们生活质量的政策。所以就保护环境而言，共享信息是最简单、重要的起点。
记者：在控制环境污染方面，中国能向美国学习什么？人类应该怎样开展全球合作，共同应对环境与气候的变化？
包弼德：中国和美国的月亮一样圆，两个国家都有科学家在钻研环境问题。这取决于你怎样行动，怎样回应知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每天努力学习，你可以获得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会每天努力学习。所以我要再一次强调信息透明的重要性。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正被环境所影响。
如果我们回溯历史，20世纪是令人沮丧的，不是吗？因为无论我们找到了多少理由，掌握了多少知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开战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拥有怎样的领导。如果他们足够机智，他们将引领我们走向合作。作为学者，我们的任务是尽自己所能，以保证我们的领导拥有完整的信息，能够机智从容地应对，所执行的政策将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公民和全世界。这一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只能尽自己的努力。
记者：我们可以从历史那里得到哪些启示？
包弼德：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上周我和一群来自复旦和华师大的学生访谈，他们各自研究不同时期的中国历史。我们假设你正在和一位领导谈话，根据你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你告诉那位领导他应该关心哪些问题。我们发现历史并不明确告诉我们要怎样解决当下的问题，但是它帮助我们看清这些问题。人们过去的行为，并不表明好与坏，只意味着事实如此，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这样做。蒙古人横扫中国、中亚和东欧大陆，所到之处杀戮无数，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也要这样做。历史无法诉说怎样算是正确的方式，但它告诉你哪些是你要担忧的。我相信中国的历史研究者更有资格谈论中国需要担忧的问题。
记者：科技总是被认为是一把双刃剑，比如它在GIS那里发挥了作用，但有时候也会奴役、破坏生活，您怎样评价科技？
包弼德：我认为科技是工具，你要明确自己的目的。我想这个想法可能源于庄子，“役物，不役于物。”这应该是在科技发展以前。他说的是人的占有欲，这也会奴役人。有些东西并没有多大的价值，但是你非常喜欢，你拼死都要争取它。这看起来很愚蠢，但人经常这样做，不是吗？我不认为被外物奴役是一个新问题，这是个老问题。我们应对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在应用科技时保持警惕。我不觉得科技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如果你说的是广义的科技，工业化应当被责难。环境污染最大的威胁是全球变暖，这与工业化相关，像碳化物的排放，汽车，发电等等。
包弼德简介: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主任。他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研究7到17世纪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他也是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与中国传记人物资料库的项目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