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发展的五年是关键的五年，改革成功与否，关系到五年之后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
记者：自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遭遇到了短期瓶颈，您对本届上海论坛上提出的“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终结”持何态度？
李炜：这几年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中期，确实面临着一些短期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存在个别地区房价过高、抑制居民消费投资的现象。二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负债呈现高杠杆化。2009年到2014年的短时期内，杠杆率增长了将近百分之百。在债务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银行放贷考核尺度放松，导致坏账上升、投资收益性快速下降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上述两点会在短期内拖累中国经济，可能会使经济增长率从之前的10%放缓到7%，甚至是6.5%到7%之间。
然而，在此之后中国仍有回旋的余地。一是中西部均衡发展，中西部占中国人口将近60%，收入却还不及东部地区的三分之一。二是城镇化率，户籍非农人口占户籍总人口比重不足35%，但城镇人口平均消费大概是农村人口的三倍，推进城镇化能进一步提振消费。三是很多行业存在过度管理，市场活力未被充分发掘。以世界银行“经商难易程度”指标来看，中国在183个国家中排名第91位。优化政府管理模式能够充分调动民营资本，释放更大的市场空间，改善企业生产效率低、资金供给缺乏的现状。
将来如果改革成功，意味着中国7-8%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维持更长时间；如果改革失败，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我不改革，以现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短期来看维持在7%的水平应该没有问题。另一个，中国的经济管理目标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注重GDP质量，既有收入的增长，消费的增长，还要有环境的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等。即使在2020年或更早些时候，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我们的人均GDP可能只有美国的22%，生活标准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所以，未来追求高增长不是中国最主要的目的，追求的还是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相对健康的，一方面来自于它的储蓄率、投资率，为未来中国经济创造更大的增长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的外汇储备为其对抗国际金融冲击提供了很好的保障。但是中国的投资效率亟待改善，这几年投资回报率快速下降的现象值得关注。未来发展的五年是关键的五年，改革成功与否，关系到五年之后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
记者：今年二月，我国出口曾出现罕见的贸易逆差，您当时持乐观态度，认为今年出口不会继续下滑。四月统计数据显示出口有所反弹，这是否符合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走向的预期？
李炜： 在未来，中国有能力成为继大英帝国之后新的全球贸易超级大国。它具备相应条件：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快速增长，进出口网络越趋广泛，其制造能力、产量、产能又有其他一些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另一方面，它有大量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还有优质的基础设施。从未来全球化生产模式来看，该优势还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中期来看，中国出口的前景还是积极乐观的。即使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近期也随着经济好转的势头有所改善，欧美经济的恢复可能使中国出口得到进一步提振。短期来看，出口现在并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反而一直产生负作用，但是维持当前的增长规模对于短期内稳定中国就业市场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隐性的价值不能直接从我们的GDP上反映出来，但是不能被忽视。
我的基本观点是，短期增速主要取决于外需，跟中国自身的经济表现没有太大相关性。如果欧美复苏，一定能带动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复苏，同时拉升对中国出口的需求。中长期来讲，中国通过贸易进出口，通过金融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可以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当中。实际上，只有更加开放，我们的中国经济才能够变得更加有活力、更有效率，才能够实现长期的蓬勃发展。
记者：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政府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您对引起争议的“四万亿”计划怎样评价？
李炜：政府应该和市场相结合，缺一不可。结合得好，经济才能健康发展。一方面，政府应主导分配公共资源；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成为服务型政府，它为市场服务，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的竞争和运作，特别是国企。其侧重点：一、提供好的服务。不仅是社会公共保障性服务，也包括为企业公平竞争提供法律、规则的保障，促进市场规则的落实。二、做好增量改革。有时候全面改革比较难，但至少能做出增量改革，在不断的增量改革中解决问题。三、保护消费者及投资者。不管是各种经济体，还是民营、国营或者外资，政府要保护好各类投资者的合法权利，当好公平市场规则的裁判员。
至于“四万亿”计划，其本身没有太大问题，问题在于刺激力度、持续时间等，战线拉得过长了。2009年下半年，我们实际上已经可以适当收手，但直到2011年，通胀、资产泡沫、房地产价格出现过快增长之后，才开始着手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这些都是事后去评述，出台的时候我记得大家都是一片叫好，也没有人跳出来说“我完全反对”，事后就不能过多地去指责。在当时背景下，指望民营经济拉动中国经济走出金融危机，这是不太切实际的。大家的信心受到打击之后，没有人会在那个时候拉动投资反弹。
通过这次以后，有两点教训：第一，我们在政策的灵活性、调整的时点上可以更加合理。第二，刺激手段既可以通过改革，也可以通过正规的、可持续的融资手段。很多基础投资设施、地方政府融资品牌不能都仰仗银行贷款作为融资渠道，政府还是要通过财政政策，或者通过企业债务政策支持企业的中长期投资，并在预算中给出未来偿还债务的合理规划。我们要通过这个契机，使得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管理变得更加理性、更加科学、更加有效，这是它积极的一点。
记者：新型业务方式正在不断推动利率市场化，今年“两会”，央行行长周小川称“存款利率最终要放开，在最近一两年内就能实现”。您如何看待这个趋势？
李炜：从框架设计来看，利率市场化在一两年内完成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事实上，即便利率市场化没有完全放开，银行的利差可能已经达到一个相对国际化的通常标准，即2.2个百分点，银行已经实现了对其存款储蓄者所能兑现的最高利率。
未来的利率市场化更多表现在体制完善及竞争优化。比方说，如果银行可以通过利率自由化的手段竞争，一些经营效率更高的银行就能够吸引更多的存款资源，从而更好地、更加高效地使用资金，使资金投入到效益更高的行业当中。而且，如果一些中小型银行能够获得更多的存款资金支持，由于其传统客户群更多偏向中小企业、私人企业，也可以鼓励我们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就充分竞争这一点来说，它对提高中国的投资效率、对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但是，利率市场化本身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不配套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光改革金融利率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国企的预算、盈亏不能得到有效的限制，或者仍然处在垄断性的局面，银行仍旧会愿意把资金更多地借给国有企业，因为相对安全。国企体制的企业性质，包括它的退出机制、社会市场地位如果改变不了，那也不能寄期望于利率市场化之后，我们的资金就能够更好地投向这些高效的行业当中。另一方面，如果财税体制不改革，短期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这部分资金可能还是会通过各种形式从银行获得。除非政府有它自己稳定的、可以逆周期调配的资金来源，否则银行还是会在困难时期以政府性质的借贷作为配套资金来源。
所以，银行改革只是整个中国未来经济改革当中的一部分，也不能够说利率市场化了、汇率市场化了、资本账户开放了，我们的改革任务就完成了，资金就会使用得更加高效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有配套性改革跟得上，才能够释放出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所带来的资金效应。
记者：在国际市场上，央行对使用人民币的限制还未完全放开，您对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价值有何见解？
李炜：人民币是国家经济实力在国际舞台的直接反映，当前人民币和中国的经济实力实际上不是完全相匹配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作为储备货币在国际上占比不到2%。从人民币的国际价值来看，它并不能够充分反映当前中国的经济实力。
这里面有一些问题，过去我们管理人民币的汇率：一是汇率水平，至少在2000年初有低于它实际价值的现象；二是，我们通过资本账户的一些限制，使得人民币不能够在国际市场当中充分自由流通，抑制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价值的合理表现。未来，我们会通过市场化，或者通过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来发掘人民币的市场价值。
如果货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公认，也代表国际投资者、其他经济体对中国经济增长信心的一种认可。现在的经济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信用体系之上的，包括投资、融资拆借拆出，甚至在国际地位的参与度、话语的分量都是建立在国际信用评级上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人民币作为中国国际经济信誉的一个标识来看。
我个人还是相当看好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随着中国制度不断完善，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政府、经济体愿意去持有或者使用人民币，人民币将会从之前的国内货币逐步发展成国际货币。这个过程会经历几个阶段：第一个是作为贸易货币，我们现在用人民币结算的贸易可能已经占到进出口额的20%左右；第二个是作为投资货币，如何深入中国的银行间市场，或者进入到中国的资本市场作为投资，这个取决于未来资本账户开放的步骤；第三个是作为储备货币，其他国家愿意相信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愿意持有人民币作为它的储备资产；未来如果能作为大众商品定价货币，那就更好了，比如说石油价格、粮食价格，都用人民币标价。这些实际上就是间接体现了人民币或者中国的国际地位，只有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中国才能够说它真正完成了我们制定的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目标。
李炜，渣打银行中国区经济分析师，渣打银行中国区研究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