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台湾的经验强调，政府放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所有经济改革的落脚点，在此基础上，通过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促发技术进步与创新，进而带动资本类的生产率的改善，实现结构转型。】
记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近发布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显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亚洲绝大多数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对中国的依赖度逐步超过日本，有外媒指出这是中国经济全面提升的明证，您怎么看待这份报告？
吴明泽：我同意这份评价。从重力理论来看，中国大陆作为如此大的经济体，必然会吸引周边经济体的趋靠。现在中国大陆取代日本扮演了经济“磁铁”的角色是很正常的，毕竟中国大陆维持了大规模的30年经济高增长，进出口贸易依赖中国大陆是必然的趋势。
中国大陆经济崛起是没有异议的，关键是如何去维系这样的增长，我一直强调不要只看数字，要关注民众从GDP增长中得到的福利。
记者：中国经济这几年在滑落，2014年第一季度到了7.4%，您怎么看这种增长速度的下滑？
吴明泽：我不觉得这个数字有什么问题，中国经济已经持续了30多年的高增长，没有国家能够维持那么久的高速增长。台湾在延续了20年高增长之后也就滑落了。真正要考量的问题是高速增长之后的代价是什么。台湾90年代面临的问题是污染严重、城乡发展不均，现在大陆也有这些问题。
经济增长的速度只是一个数字，不代表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要关注的是民众有没有从GDP增长中获利。经济发展应该追求“最适”，但“最适”不是“最大”，不能只追求单一的经济指标，否则就会忽视其他的发展。
记者：那您认为这几年的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是周期因素为主还是结构因素为主？
吴明泽：2008年经济危机导致的下滑是周期因素，但是在政府4万亿的刺激投入后，导致了一系列的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危机，故2008年之后的下滑是结构因素为主。当时的4万亿刺激都用在国有企业投资上，所以产能过剩的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这点也可以看出政府决定资源分配导致低效率的问题。
记者：就您提到的国有企业问题，去年针对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也有关于“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的争论，您的看法呢？
吴明泽：就统计数据来看是国退民进，但我做了一定研究后发现是国进民退。从产业关联表的角度看，产业关联系数高代表该产业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大。在抓大放小过程中，放掉的小产业大多是产业关联性很小的产业，抓的大部分产业都是关键性产业，所以抓大放小之后的一大问题是国企的集中度越来越高，综合来看是国进民退的。
记者：过去地方政府同质化的投资和恶性竞争导致基础性产业产能过剩、整体结构失衡的问题，在“土地财政”推动下愈发棘手，您怎么看？
吴明泽：这就是政府主导的高投资低效率的结果。地方政府提高GDP最快的办法就是投资基础设施，虽然看起来让GDP很高，但是之后没有办法消化，所以地方出现债务危机，然后继续借贷继续开发，陷入恶性循坏，一边债务增加，一边产能过剩更严重。
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政府在主导，但是没有产业一体化就没有办法发挥产业经济的规模。
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调整不能由政府来做。例如台湾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只是提供平台，建立技术法人辅助企业科研开发。中国大陆的企业是有独立研发能力的，政府不能主导研发方向。另一个重点是技术标准，统一规格能提高效率、带来规模经济。中国大陆有13亿多的规模庞大的市场，是有能力制定技术标准的，这样才能成为未来国际经济的主导者。
记者：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可谓是今天讨论下来所有学者的共识，有学者特别提到结构失衡背后严重的是收入失衡，您如何看？
吴明泽：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经济结构在许多方面都是失衡的。中国大陆产品市场化程度很高，但是要素的市场化还很低。户籍制度在整体社会管理层面来看有其必要性，但必须要尽最大力量减少户籍制度对经济层面的影响，比如工资待遇差异、福利待遇差异等。
大陆的城市化是政府主导的，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这导致了资源投入和需求不匹配。此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让市场来解决，政府不要对城市与乡村的规划进行太多行政干预，政府要放权，肯定会有阵痛期，但是要有信心。
记者：您提到人口要素，现在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有争论，有些评论认为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而也有认为劳动力“总体过剩、局部短缺”，您认为呢？
吴明泽：我认为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不重要，毕竟不可能一直依靠低技能的劳动力，大陆蓝领工人的贡献是被低估的，随着农村福利的提高，东部自然就“劳工荒”了，而同时产业结构没能调整。所以我觉得就算人口红利结束也不是坏事情，重要的是产业得到升级转型。
记者：5月10日《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关于影子银行的文章，里面提到中国的影子银行系统存在危机，但如果监管到位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您如何评价呢？
吴明泽：影子银行是一种金融创新，它是在金融受到管制的情况下衍生出来的一种资金借贷方式。只要合理监管，不会出太大问题。中国大陆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在于风险都集中在银行，容易产生风险过度的问题。
台湾很早就放开了利率管制。台湾债券市场风险不大；股票市场大部分是散户或基金、机构进行投资，这分摊了银行的风险。大陆若要谋求改善，需要提高直接金融的比例，并规范银行间交易市场，不能把很多的“篮子”放在银行间交易市场；可以利用互联网做交易，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证券市场中资产证券化也可使间接金融比重降低。
记者：2014年强调“政府放权、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政策，上海自贸区可谓是中国经济的试验田，您如何评价这个尝试？
吴明泽：政策的方向是很好的，但是具体运行起来似乎在走回头路。例如股票发行的IPU制度（从审批制过渡到注册制），最近有紧缩的现象，今年大陆要完成注册制还是比较难。上海自贸区是个很好的尝试，目前为止发展不错，也希望不会走回头路。
记者：今年上海论坛的主题是“亚洲转型：寻找新动力”，您认为新动力根本而言是什么？
吴明泽：最主要的还是人力资本的改善，即劳动力生产率、劳动力附加值的提高。人口红利的解决方式已经过时，现阶段应关注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问题上，中国并不缺少资本，如何提升资本的效率才是问题。而这需要去除垄断，在工资、劳动力、土地使用成本、利率、融资成本上，让民企与国企平等竞争，才能使资本配置更加合理。总之，根本还是在于政府放权，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吴明泽简介】吴明泽，台湾大学经济学博士、国科会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任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金融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当前主要研究中国大陆金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