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场外的监督者。扮演“裁判”的角色，要充分监控场外的四边，但不要过分进入场内当“运动员”。】
记者：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是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您认为金融市场应如何避免泡沫过度膨胀，更好发挥其社会服务的功能？
贺力平：即使没有金融活动，只要有市场交易就可能产生泡沫。但在有金融信贷的情况下，这个泡沫可能会做得很大。有没有泡沫、泡沫有多大，在很大程度上在于金融业从业人员和整个社会怎样看待风险，是与社会上的认识有关，和金融业的发达程度没有必然联系。2007年六月我国股市的泡沫很大，这就是很多投资者对风险的认识不够导致的。
其次，小微企业的发展是现在社会的趋势，金融服务应该大力扶持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和支付。小微企业有合伙制，也有公司制，若采取上市发债的方式融资，金融服务业应给予扶持；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不能把小微企业当成扶贫对象，要考虑市场化原则。
另外，金融业还要支持实体经济，金融工具和产品的研发应主要针对实体经济的需要。尽管可能会出现新的风险，但金融机构不能坐享其成，而是应该积极竞争，通过创新努力克服现有问题的阻碍。
记者：目前在中国影响日益增大的互联网金融加剧了潜在的金融风险，您认为应该如何管控这些金融风险？
贺力平：利用互联网技术的金融交易工具和平台，是新生的事物，在其发展初期会有集聚效应，进入成本比较低，不排除一些欺诈行为的存在。对此应辩证地看，一方面不能采取全面封杀的手段，要让社会成员增强识别优劣的能力，建立起监管的标准，完善逐步筛选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应采取相对中间性的对策，政策也要减少过分的摇摆。
债券市场要有政府、评级机构和投资者的监管，才能规范透明得多。另外，违约其实是好事，有些债券不违约是勉强撑着不违约，反而不利于整个市场的良性运作。中国的债券也应该有市场的分化，应该有垃圾债券。等量齐观不符合自然，也不符合市场。
定位风险的“标准”需要做出必要的修改，包括信息披露的标准，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包括个人和企业信用库的建设，需要系统化条理化以便于使用。在信息管理的问题上，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场外的监督者，扮演“裁判”的角色，要充分监控场外的四边，但不要过分进入场内当“运动员”。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企业，要防止内幕交易，建立起规范透明的机制。对于所有的社会企业，要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仅是公司的内部控制，而是在任何一个社会机构组织的管理层、决策层、权力机构、员工和服务的对象之间，都要建立起一种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的关系。
记者：监管金融风险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那么从中国转型的角度看，为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政府的角色应该如何转变？
贺力平：政府的职能在中国一定要转变，政府和市场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主动方是政府。目前，政府的越位和缺位同时存在，有利益的地方揽权过多。比如，建了很多高架收费公路，相比之下，社区公路的维护状况却比较糟糕。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产业政策也需要转变，政府曾经看准了有发展前途的战略性产业要扶持它发展，但却很难知道未来二十年最有前途的产业和技术，难以弄清对行业的精确定位，看不清新技术的突破、相关的制约因素，看不清成本收益。政府决策若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也和公众一样难以做出正确的权衡决策，产业政策就不能保证总是有效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的同时，对前景的估计更加模糊。政府没有了先见之明，这是由发展带来的困惑。
产业政策到此为止，因而需要竞争力提升的政策。要建立允许公平竞争的开放市场，鼓励积极创新，通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的产业发展。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做研究，让大学发展好基础教育，社会才能够享受高科技发展的成果，也更有意愿资助，就能补偿起前期的研发费用。
政府要做的事情不需要面面俱到，而是要抓住一些关键点。市场在发展，政府也要调整思路，让经济政策跟着发展，否则可能会成为金融自身发展的妨碍。
记者：改革与开放往往有一定的冲突。比如“港沪通”开放了中国金融市场，同时也影响了金融估值PE水平的稳定。您认为应如何处理好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开放的关系？
贺力平：改革和开放应该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封闭的状态下难以做好改革，只是对外开放不改革也不行。我国改革开放至今，一些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调整还不够完善，一方面是由于改革不到位，另一方面是由于开放不够。
“沪港通”是证券市场领域开放的一步，还是局部性的，这类措施是值得大力推进的。今天的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贸易中心，没有开放是完全做不到的。国际经济的环境是竞争性的，要比别国做得好才能成功，世界经济在不断地发展，因而要有竞争的意识。现在对香港的开放，对大陆既有竞争的激励，也有改革的促进。
记者：中国GDP增速降至7%，市场上出现悲观预期，金融市场乐观发展所需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贺力平：中国经济增长的减缓有周期性的因素，也有结构性的因素。从周期性的角度看，前几年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的增长，按照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也一定有转折和低谷，未来如果有再次增速上扬也不代表一定会有持久的增长。从结构性来看，经济体制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还没有到位，包括金融领域、贸易领域、社会服务领域等，这些未解决的问题阻碍经济释放其活力，需要深化改革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活力和核心竞争力是多方面的。首先，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平均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这是优势；其次，中国的市场规模已经较大，“中国可能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中产阶级”，这意味着市场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最后，我国的教育、科技和文化在发展，各个领域的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尽管还处在努力地追赶发达国家的学习过程中，但只要注重找到可借鉴运用的地方，不断坚持，我国在此方面的优势就会不断突出，这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也是我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贺力平简介】
贺力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任教专业研究方向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主持翻译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著有《经济增长：席卷全球的20世纪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