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筹资主要考虑三个问题：资金如何筹集、如何管理和如何使用。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实现卫生体系效率、公平、质量和可持续等目标。】
记者：中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致力于在2020年实现全民享有卫生保健，您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哪些挑战和机遇？
孟庆跃：首先需要考虑我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2020年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即所有人都应该获得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并且居民不会因为得到这些服务而陷入经济困难，这是基本目标。如果分析我国目前目标实现的程度，可以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框架，即从人群覆盖、服务覆盖和费用覆盖三个角度来评估。全民健康保障，不仅仅是为人民提供制度，如现在的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等，同时通过这些制度，能够提供足够的、比较合理的服务。这个制度不应该成本太高，应该让老百姓承担得起，使之不会因使用医疗服务而出现因病致贫的现象。若从这个含义出发，我国现在应该是进入人口高覆盖阶段，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和公共卫生的基本项目（如计划免疫、妇幼保健，包括一些传染病的防控）覆盖率都比较高。但另外两个维度，即服务和费用覆盖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有些服务在医疗保障制度中不能覆盖，质量有待提高；此外，因病致贫仍然存在。
虽然现在医疗覆盖面很广、覆盖率很高，国家投入很大，但是老百姓的疾病负担依然很重。因病致贫的比例下降并不明显，因病致贫这一现象的改善情况也并不如预期那样好。从现在来看，只能说人群覆盖面已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服务的覆盖和疾病经济负担这两部分需要加强。所以需要在人群覆盖率较高的基础上，把服务做得更好、更宽一些，服务质量得到保证；从经济费用的角度，使得居民疾病负担真正有效地下降，特别是需减轻低收入人群因病致贫所带来的家庭负担。
记者：因病致贫的比例下降不明显的原因是什么？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存在怎样的关系？
孟庆跃：因病致贫，主要针对的是低收入人群。第一，我国的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就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和收入分配的层面而言，并没有较好地解决收入公平性的问题，使得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穷人对消费、对医疗服务的脆弱性越来越敏感。第二，在整个医疗卫生改革过程中有很多进步，其中一个进步就是卫生服务利用率提高非常快。从1980-2012年,住院率从2.3%上升到13.2%,门诊诊疗人次数从2.6次增加到5.1次。其中1980–2000年的20年来住院率以2%的速度在增长，而2000–2010年的10年内住院率以5.8%的速度急剧增加。医疗卫生费用的构成包括卫生服务的利用和单位价值，利用的越多，费用也就越多，因此利用的增加带来家庭疾病负担的增加。这对于低收入人群，带来的影响就更大，特别是基本医疗卫生保险还不能全面覆盖医疗费，虽然会给予补偿，但是自己仍然要付较大比例的医疗费，即医疗卫生服务利用越多，自付的那部分卫生费用也就越多。这是个政策矛盾，国家卫生改革的目的是既要提高卫生服务利用率，同时又要解决经济负担问题。但这两者是一对矛盾体，利用率增高可能带来的就是经济负担的增加。因病致贫的问题没有得到较妥善的解决，肯定有多方面因素，但这是一个重要因素。第三，总体来说，医疗服务的成本，控制得不够理想。近几年住院费、诊疗费等上升幅度很快，其中有一些增长是合理的，但有些增长却是不合理的，如一些不必要的药品和检查，进而从整体上提高了总医疗卫生费用，这肯定会增加居民的经济负担。
记者：如果让您把卫生经济改革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进行定位，您认为它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孟庆跃：卫生经济改革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卫生经济主要考虑三个问题：钱从哪里来、钱怎么管理、钱怎么用，这三个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最富的国家。需要、需求可能是无限的，人对健康的需要，是无限制的，但医疗资源永远是有限的。这就产生一些问题，钱怎么有效率得来，怎么公平得来，以及钱怎么有效率得使用。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使一个体系或一个社会在医疗服务的提供中做到有效率、有质量。卫生经济所研究的问题，如钱从哪里来，是自掏腰包还是为居民建立医疗保险制度，或是通过税收，国际上有不同的模式，而不同模式亦各有优缺点。中国选择的模式，现在是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作为医疗服务的资金保障，税收的一部分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保障。
卫生服务费用上升过快，就隐含了一个问题，在卫生经费使用的过程中，没有做到合理利用，或者说没有把钱用到最该用的地方，产出有效的服务。有效的服务应该是能够被老百姓接受，并改善他们的健康。另外就是在卫生经费使用的过程中是否考虑了公平性，是把大量资金用到城市的高档次高精尖的服务中，还是首先保证基本的医疗保障？是把公共资源首先用到贫困地区、更加需要医疗服务的地区以及更加需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人群身上，还是过多得用到发达地区、城市地区、富裕地区？这些很重要。
记者：关于“钱从哪里来”，您在“ 《世界卫生报告2010》对中国卫生筹资政策的启示”中提到：“从烟草税和酒类税中明确卫生份额，建立卫生相关的基金等，是可以考虑的筹资渠道。”为什么？您认为这该怎样实施？
孟庆跃：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建议，出自于201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我国也一直在尝试做这个。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大家都很重视怎样通过对危害健康的产品进行征税。这样做的目标如下：一是降低对该类产品的消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让人们因为价格的升高，减少对烟草和酒精的消耗。这本身也是一个健康问题，减少了此类产品的消耗，会带来健康的改善。二是将此类产品的税收做成专项税，比如卫生健康教育的专项税，增加医疗资源的可拥有程度。这种税收本身是健康促进重要的手段之一。这一方法在中国也是可行的。我国的烟草税已经有过几次提高，虽然并没有明确把烟草税收的所有收入用到卫生专项中，但其实税收中的很多收入已经进入了公共卫生服务的预算中。即虽然名义上没有列卫生专项，但实际上中国已经在做了，这是体系问题。
【孟庆跃简介】
孟庆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卫生部卫生经济与政策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