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喊出的“国际城市”、“世界城市”的口号是虚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有着适合的聚集度、适宜老百姓居住的城市环境。】
记者：您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怎样的城镇化布局？如果单靠以工业聚集带动城镇化的模式难以为继的话，您认为城镇化有何出路？
杨宜勇：中国城镇化的布局实际上应该是市场、老百姓、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以个人意志或者政府意志为标准。如果现在政府有一个城镇化的政策，那我们应该关注市场的主体和老百姓怎么反应，最后综合所有才能制定出下一步的政策。我希望最终能够呈现一种更加公平、人和人的权利平等的城镇化。我们可以利用产业化来带动整个城市的城镇化，给予第三产业、服务业更多的重视。
记者：上海新型城镇化规划主张必须打破城镇化发展以工业为主的传统思路，您如何看待上海采取的这种思路？您认为现阶段在中国，还有哪些地区可以仿效上海这种新思路来促进城镇化？
杨宜勇：这种思路是正确的。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肌肉经济”的带动，我们做的都是一些苦力活。但我们的经济正在向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赚钱的方法就需要改变——提高自己的技术，加快转型。
中国的发达地区可以效仿这种思路。上海通过服务贸易向内地或周边国家辐射，靠知识和大脑赚钱，这就和美国所谓的“智慧经济”相类似。美国的经济是通过想法、概念、技术和创新来不断向前发展，这种智慧经济在很多方面都占有领先地位，所以我们也需要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
记者：论坛提到城镇化就是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相匹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底特律经历了经济资源的消亡带来的城镇化滞缓，中国现在也有很多城市是这样的，您认为这是城镇化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吗？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杨宜勇：我认为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相匹配就是一种“产城融合”，即产业的布局和城市的布局互相融合。一个城市的发展没有产业来推动是不行的，过去传统的模式就是运用第二产业。现在第二产业有一点乏力了，就需要加大服务业的推动作用。产业就像是新型城镇化的皮，人口就是毛，这就像我们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个城市必须要有吸引人口的产业，给人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经济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水平，才能够吸引人口的聚集来推动城镇化的进程。
底特律是老城区出了问题。老城区在城镇化后期地价攀升，工人罢工，治安混乱，因此升级后的产业大多搬到老城区以外的地区发展。底特律的故事值得我们国家大多数的老城区借鉴，比如东北的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中国目前确定的大概有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些城市目前面临升级转型问题。随着资源的消耗，城镇化减缓是符合规律的，我们可以寻找其他资源和产业来替代原先的资源并且发展第三产业。我们需要未雨绸缪的意识，现在中国的城镇化存在着考虑不长远的问题，我们需要在消耗资源的同时就想到后续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发展。
记者：请问您如何看待“新型城镇化是人的权利的城镇化”和“半城市化”现象？这句话的实现需要满足什么具体要求？
杨宜勇：半城市化的问题主要针对农民工和外地人。中国的城镇化需要劳动力，不要“人”。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福利水平和工资水平不同，有些无形的权利是外地人和农民工所享受不到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面主要实现的是经济权利，而文化、社会权利相对缺乏，而政治权利在他们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假设城市里面的外地人口占40%的话，那么这些人口对应的人大代表的数量也应该占到40%，但是实际上城市里面代表这些人口的人大代表只有几个人，所以公共政策、公共福利实际上是向本地人倾斜的，就是这儿出了问题。
解决的方法有很多，比如人大代表的构成要反映城市里面常住人口的形态构成，所有在城市中的常住人口在正常情况下都应该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为只有自己代表自己是最可靠的。城镇化的核心是：在城市里面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人的权利分四种：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它们应该是一体的。经济建设是要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的经济权利，这不仅仅是要增加财富和福利，更要通过经济权利的实现来保障其他几个权利的到位。
记者：我国城镇化面临一些重要矛盾，您认为哪些矛盾是最需要解决的？
杨宜勇：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最需要解决。比如北京的雾霾治理需要城市中的每个人努力，需要大家少开车，少用车。只有每个人都把这种环保意识和城市建设的意识装在心里，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但是这个过程并非那么简单，里面可能就会有各种冲突，比如有车的人和没有车的人、有一辆车的家庭和有两辆车的家庭等等，他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都各不相同。
记者：您认为“千城一面”的问题应该如何避免或改善？
杨宜勇：所谓“千城一面”其实就是城镇化的过程太快、太廉价。城市设计的图纸都一样，基本不用重新设计。如果想要千城不一样，就需要放缓建设的速度，慢一点，在设计上多用心。但是让已经建成的城市在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已经不太可能，只能从小的地方做一些改变，尽量变得个性化一些。
记者：财政部称将利用PPP模式募集新型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您怎么看待？您认为资金的来源主要应该来自哪里？
杨宜勇：公私合营是一种新的筹资模式。过去城镇化大多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和补贴，而这种公私合营模式改变了原先的状况，可以让企业来出资拿钱，让企业来建设和运营。老百姓有钱，就可以借助老百姓的钱，透过融资来解决问题。
记者：您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场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
杨宜勇：我认为还是市场发挥更主要的作用。过去中国的城市化主要依靠政府。上面也提到了PPP模式，所以现今发展的趋势应是不再单单指望政府的作用，而是通过金融市场杠杆来调节，市场的作用需要放大。过去用政府一家的钱，现在可以增加资金的来源，把城镇化搞活。
记者:今天在讲座中提到了“城市系统”，您认为城市间，城市地区间合理联系的程度与物质，能源，人口，信息流动的程度如何控制？
杨宜勇：我那北京来做例子，过去一个城市都想要大而全，但是现在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就不一定非要追求成为经济中心。北京的企业可以向其他城市迁移，把特大城市的功能疏解一下，避免城市负担过重，也能够避免旁边的城市发展过缓，所以我们需要建立核心城市和卫星城市之间良好和谐、共同发展的关系。
我们需要提倡一个舒适城市的概念。什么是一个好的城市？我们喊出的“国际城市”、“世界城市”的口号是虚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有着适合的聚集度、适宜老百姓居住的城市环境。人是第一位的，每个城市能够容纳多少人需要一个指标。
【杨宜勇简介】
杨宜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目前主要从事有关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政策、人口与就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社会保障、员工福利和工程咨询等方面的政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