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系统有不同的方向，我把它称为制衡点，和开车时候的仪表盘控制杆一样的制衡点，比如辖区内的保险系统、三甲医院、基层医疗中心的数量,这些在公共卫生系统的制定上都是可以调整的。这几个制衡点做得有多好，将会决定未来15年在卫生系统上的目标高度。】
记者：您参加的分论坛主题是“环境与卫生系统持续发展的创新之路”，请您从学界政界的复合视角讲讲对于中国卫生系统发展与创新的看法，以及全亚洲要如何应对“2030全民健康挑战”？
梁卓伟：选择这个主题的原因是，全球有一个千年发展目标。
2000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梦想，要在未来15年的健康全球公共卫生中达成这些目标。明年就是2015年了。千年发展目标已经满半期了。我们作为世界的一员，在2015至2030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觉得有四个方向：
第一、控制传染病。比如SARS H7N9，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所谓的慢性病其实也是由传染病开始的，比如HPV。广东人比较多见的鼻咽癌，还有东亚人特别多见的胃肠道癌。
第二、控制慢性病。在已经发展的地区,类似于北上广有最大的疾病负担，包括每天80以上的死亡也是源于慢性病，可见控制慢性病的重要性。慢性病包括了心血管疾病、癌症等其他非传染病。
第三、环境卫生问题。我们国家的空气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也强调，政府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出重拳强化污染防治，坚持向污染宣战。除此之外，交通意外引发的医疗卫生问题也需要重视，这是对于城市来说特别重大的疾病负担。今年四月份，有一份全球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交通事故的疾病负担特别高，比其他同类国家更高。这些就是我所指的环境卫生问题，它不是内发的、个体性的，而是外发的社会问题。
第四、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的医疗问题。我们国家东西部经济发展严重失衡，这对人民医疗水平的影响也很大。
当下科技发达，医疗卫生从中受益良多。问题的关键是，地方官员如何把科技资源应用到自己的辖区去，这需要一个全面的卫生系统，比如对于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外科医生，他需要专业的仪器设备,这就需要从卫生系统中获得。卫生系统有不同的方向，我把它称为制衡点，和开车时候的仪表盘控制杆一样的制衡点，比如辖区内的保险系统、三甲医院、基层医疗中心的数量,这些在公共卫生系统的制定上都是可以调整的。这几个制衡点做得有多好，将会决定未来15年在卫生系统上的目标高度。
记者：如何看待医联体在整个卫生系统中的作用？如何强化内地的基层医疗体系？
梁卓伟：医联体的组成是基层医疗、二级医疗、三级医院（比如华山医院）。香港在医联体方面也做的不好，香港的基层医疗点是私人医院，而政府的投入主要在公立医院。现实是富有的人不愿意去基层医疗点，患有小毛小病也前往公立大医院。
上海在内地的基层医疗改革中是到位的，有部分项目做得很不错。
对于基层医疗体系，关键是如何在全国更多的省份做好基层医疗的政府投入。当基层医疗做得好的话，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前往三级医院了。相比宣传，基层医疗的供给更加重要，比如提高基层护士和医生的工资收入，以吸引更加优秀的医疗人才留在基层医疗岗位。同时，基层医疗点中药品的使用档次需要到达三级医院的水平。
记者：香港特区政府为了纾缓公营医疗体系压力，计划在本年中推出自愿医疗保险计划，请您谈谈对于自愿医疗保险计划的看法，您觉得这个计划能够在内地推广么？
梁卓伟：自愿医疗保险已经在实施中，多年来也存在有私人的医疗保险。现在规定保险公司的医疗保险项目需要向政府进行审批，政府要求私人医疗保险需要包括更多的项目，在价格上也有规定。
初衷是希望市民可以信任私人的医疗保险而前往私人医院看病，从而减轻公立医院的负担，让公立医院能够负担起无力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市民，同时减少就诊等待时间。
记者：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与感染性疾病的抗争史，从天花到肺结核、SARS、H7N9。社会各界盛赞您当时对于猪流感的危机处理，您觉得有哪些实际经验可以拿来应对全民健康挑战？
梁卓伟：对于传染病在我国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比如SARS，艾滋，肺结核，还有其他的内生的疾病。我们的团队希望可以在技术领域贡献国家，我们和国家的疾病防治中心也有很多合作，比如在手足口病的诊治上已经合作多年。
去年由浙江大学牵头，联合清华、港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的“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也已在H7N9人感染禽流感防控等领域实现突破。目前各方也在拓展类似科研合作项目，比如肝病的诊治相关。
记者：您担任食物及卫生局署理局长时曾表示，为维持香港产科和儿科服务可持续发展，将打击产科中介。在内地，赴港产子一度流行，您怎么看待内地赴港产子的现在和未来？
梁卓伟：最重要的是互相了解。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地区，对一件事需要多了解各方面人的感受。对于教育资源的占有也不是那么简单，如果看清历史的话，香港人在历史上也是从内地迁移过去的。
【梁卓伟简介】
梁卓伟，现为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院长，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曾担任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及世界银行的顾问。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专注于香港特区、内地和东亚地区内具深远影响的公共卫生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