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上海论坛的主题围绕全球化与亚洲的责任展开，探讨亚洲的责任创新合作模式。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已变为由市场主导。这意味着全球金融市场决定了国际流动性的创造和分配，决定了主要货币在世界上的兑换比例。全球金融市场不断改变投资组合的组成，寻求风险回报机制的最优化。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倾向于以统一的方式应对经济、政治局势的变化。全球化带来的另一个特征是资本流动定期移入和移出全球经济的主要区域，并导致了信用过度创造之后信用的急剧萎缩（繁荣与萧条）以及金融资产价格和汇率的波动。
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于以市场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带来很大影响。全球金融危机遗留下一个低增长率和低通胀率的局面，随之而来的风险是长期性的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从世界的金融体系来说，全球危机最大的一个影响体现在汇率的变动上。通过国内金融和货币政策体系的调整，以及一些机制的建设，希望可以进一步应对此类风险。而应对此类风险，必须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即货币体系中的量化宽松，促进市场化的利率调整，达到接近零下限的程度。当利率接近于零下限时，量化宽松主要作用于汇率，因此国内货币政策将会有国际溢出效应，从发达国家流出的资本将会推高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汇率，并出现“竞争性宽松”和“货币战争”的风险。货币溢出效应，金融繁荣与萧条，货币战争已经成为国际合作论坛（IMF及G20）争论的主要问题，G7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对此也已经尝试过许多不同的方法。
G7国家采用的策略是保持国内金融秩序的稳定，以避免内部和外部的失衡。采取面向国内的货币政策，而不将汇率作为目标，使得资本的流动性得以保持。为了防止汇率的更多波动，采取提高透明度的措施并就政策立场进行更好地沟通。此外，还通过更有效的金融监管和宏观审慎措施，应对金融不稳定的风险。
新兴市场经济体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各国除必须把精力放在金融政策和出台的金融改革措施上之外，还需采取一个非常强大的防御政策，来应对现有的金融体系和汇率体系所受到的外部的干扰，也即外源性的政策干扰因素。而外汇市场的干预措施，必须能够有效地抑制货币贬值或升值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和宏观措施的制定、采纳，也应有助于控制资本的流入和流出，以平衡国内的银行和金融体系。同时，要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防范资本外流的风险。
在此引用林肯总统演讲中的一句话来阐述下一个观点：一个由其内部原因而四分五裂的机构必然无法存续。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管理为何不够有效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个人认为，目前管理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对金融发展周期的频次和强度影响不足，对贸易保护机制和金融碎片化等风险的防范不够。例如美国可能出台的一些关于汇率调控的措施，容易导致报复性的反弹和反补贴措施的出现。宏观层面的谨慎措施也被用来保护国内的银行和金融部门，但必须注意其溢出效应。而出于预防性目的进行的官方储备的积累，也在世界经济的背景下导致了通货紧缩的倾向。
然而,到目前为止，G20并没有对各国之间不同的做法，起到积极的协调作用。例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的改革和相应份额的分配并未得到实施；国家之间宏观政策的协调，尤其是经济政策的协调，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缺乏对宏观审慎措施和资本流动的管理政策的支持等。同时，全球金融监管方面的改革并不完善，影子银行和衍生品交易等仍然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采取新的措施——G20必须不断加强改革的力度。个人认为，应当让G20扮演关键角色，加强在货币和汇率政策方面的国际合作，并且进一步提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在G20的领导下，各主要国家的央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建立多边协商程序。这种多边合作和协商的机制，应当包括各个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关于金融稳定性的考虑，以及国内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影响。这一机制，还将有助于寻求有效措施减少因各国货币立场变化而产生的汇率波动。
综上所述，这种协商程序将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多边指导性意见，指导将涵盖利率和汇率两方面，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的溢出效应和金融周期的风险。
个人认为在G20的机制当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欧盟国家、中国和一些其他的亚洲国家。这些国家都应当加强互相之间的合作，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之道，实现之前所提及的国际合作的延续。G20只有通过支持和加强其框架下运作的多边机制，才能实现其目的。例如，2009年在伦敦召开的G20，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理事会阻止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崩塌。此外，区域的安排也对国际波动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应在多边机制的基础上被整合入全球战略。
从欧洲经济危机的发生中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在机制建设方面要有更多的一体化。欧元的设立就是为了防止关键的储蓄货币可能带来的一些波动。此外，欧洲货币稳定机制，银行相互之间的合作，以及最为关键的投资方面的措施包括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从亚洲经验当中可以得到的启示是要推行更高层次的一体化。以亚洲基础投资银行的设立为例，不管在欧洲还是在亚洲、中国，都在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走，即增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欧盟和中国在G20这个背景下的合作，将对四个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的改革，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评估，亚投行和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的合作以及一带一路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