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上海论坛2015”年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本次论坛于5月23日至25日在上海举行，下设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治理五大板块，共21个子论坛。本届上海论坛特别设置了9个高端圆桌会议，重点关注一带一路、亚投行、自贸区、老龄化、食品安全、信息社会等多个热点话题。在为期三天的会议和研讨中，与会代表将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以专业的视角就以上话题展开深入而热烈的交流与讨论，力求集政、商、学界之大成，为亚洲和全球合作发展中的众多热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
今天是“上海论坛2015”的最后一天，本次上海论坛最重量级嘉宾——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精彩对话。尽管伯南克已在去年年底从美联储主席的位子上卸任，但他的名字至今仍经常被市场、媒体与学术界提及。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中，伯南克谈到了推出量化宽松政策（QE）的背后故事、称赞了中国经济转型、点评了人民币国际化，还随和地聊起自己的生活。
不后悔推出“QE”
中长期超低利率、一轮又一轮QE政策、前瞻指引……在应对2008年那场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中，美联储推出的应对政策,被很多经济学家称为创新。不过，这种转嫁国内危机的做法至今在国际上颇有争议，作为这些政策的力主者伯南克因此毁誉参半。
但伯南克并不后悔作出这些政策的决定，他说，“如果时间倒退，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
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伯南克说，引发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危机与2008年金融危机，尽管处于不同环境和经济情况，但两者在结构和动因上非常相似。在那场危机中，美联储没有采取行动，导致本来可以在1930年就结束的大萧条，反而变得更加严重。通过对那场危机的学习和了解，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积极展开行动。
“现在看来，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作用。2008年，我们实行了第一轮QE，稳定了美国金融市场；2009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却面临通缩风险，我们再次进行了两轮QE。三轮QE最终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国现在比欧洲国家和日本复苏得要快，也完全不存在它们需要面临的通缩风险。”
资本账户开放会导致资本逃离问题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开始减速的中国经济”时，伯南克用了一个比喻：“中国经济就像一个跑得很快的人，本来就跑得很快，想再提升速度，是很难的。”
伯南克说，这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基数更大、内部情况更复杂，要想保持以前的两位数增长很难；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由过去依靠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重工业、出口等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依靠消费、服务、高新科技等。“中国政府作出的经济转型的决定很正确。”伯南克对高新科技非常看好，他相信IT、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机器人必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他认为，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政府的管理方式也要跟着改变。“现在要更多依靠市场、依靠企业家，所以政府需要更多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管理，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
伯南克提醒，中国面临的挑战现在还很多，如信贷问题，包括影子银行等，环境生态问题等。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未来需要应对的问题会更多、更棘手。中美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在很多领域展开合作、携手发展，比如环境技术等。
对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伯南克认为“象征意义更大”，但更重要的是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让人民币像欧元、美元那样可以在世界自由流动。“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最重要推手，还是要深化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同时，他提醒，资本账户开放对促进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一个经济体是否有足够能力应对资金逃离问题，因为资本账户开放是一柄双刃剑。中国在进行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要避免货币的错配。货币错配很危险，可能引发市场恐慌。同时，货币市场应该保持透明、有效与开放。
卸任后感觉很轻松
依旧是花白头发、连毛胡须，但不同于美联储主席任上讲话时的字斟句酌，走下政坛的伯南克明显比从前平添了很多随和。
“我目前的生活就是周游全球、在学校教书，还写了一本书，今年秋天会出版。”
“我刚进入美联储时，没有什么知名度。有一次，我女儿的同学问她‘你爸爸是谁’，她回答‘美联储主席’，她的同学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哦，原来你爸爸是格林斯潘（伯南克的前任、美联储前主席）啊’。”
“我现在看报纸时，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幸好我不再是美联储主席，这个问题不用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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