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言的主题，是在后殖民时代民族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国家发展战略。
这是一个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讨论机会的平台，而我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知识分子，需要做很多的拓展，同时也必须要坚守一定的学术性。
我感兴趣的话题，是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在他们实现民族独立及其他国家发展的时候，都受到了很多后殖民时代的崇高思想的启发。而在这之后，历经数年，现在的状况又是如何？我认为，有一些理想已经得到了实现，而还有许多却已经被颠覆。其实，许多后殖民时代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对于历史正义的理想，和之前帝国主义统治的时代不一样。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不缺乏从光辉历史中吸取经验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对于新亚洲的文化秩序，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要探究的问题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竞争体制当中的国民意识和民族国家的要求，如何成为对于文化起到重要作用的外力，以及文化实力如何得到拓展。
我发言的第一部分会谈到，基于我们的这种历史语境和概念语境，如何更好地理解两个因素：一个是理想主义，一个是现实政治主义。同时我会审视一下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以及他们如何变迁成国家的软实力。第二部分则会讨论中印能否基于这样的理念发展出新观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文化帝国主义和帝国地区主义的这个问题。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远近闻名，但是大概没有人能像奈保尔一样，简明概括出19世纪的文化和特点：欧洲人希望既能得到财富和奴隶，又铸造出一些雕塑，让别人觉得他们对世界文明做了贡献。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巨大成功。一战结束之后，这种残忍的帝国主义和威尔逊理念大行其道，民族国家不断抬头且希望实现自治。十月革命后，这种想法不再是主流，德国、俄国、美国、日本等后进者都在不断改变帝国主义的现实和意识形态。
每一个所谓的大国，都希望能够建立起帝国主义的区域集团。这些大国在区域中，希望能够用这种整合的民族模式统治社会。20世纪的战争期间，帝国主义集团的形成是帝国主义优势表达的新阶段。这些集团有统一的货币、标准和机制。同时也建立起代理政权、一些傀儡政府，还有一些被动员起来的组织。另外，他们还可以通过银行、基础设施来实现统治，但最终，还是军事决定一切。
与此同时，在对兄弟关系的修饰上也有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在东亚，我们称之为哥哥和弟弟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帝国朝贡体系。前苏联时期，中国就对这种所谓兄弟情谊有过一段时间的拒绝，所以出现了当时的历史境遇。这种所谓的自治，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抬头，成为了我们所谓新形态的、对共同血液和文化的忠诚。但是在现实当中，这种统治得以传递和延续，这就是一种新的文化制度的安排。
这些新的大国，希望能够把这些被剥削的地区逐渐整合起来，作为他们共同区域的部分。他们的统治理念，是通过新帝国主义的实力，又根据新的民族国家和发展主义的思想来进行建模，虽然当时的发展水平在不同国家的阶段和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就使得那些老牌的大国感到不太高兴。比如说，英国就建立起一个叫做英镑的集团，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国家以外的殖民地区，地方自治政府等。新法国人对于殖民主义的态度，能很好的通过艾伯特的观点体现，其目的即是，团结所有远近地域当中所有法国人的存在，以能在这些地域中获得优势。英国和法国并不是非常成功，德国在这方面可能是处于中间，日本在建立起一个共同统一的帝国地区主义集团方面，则是非常先进的。尤其在东亚地区和南亚地区，日本对于帝国主义的叙事方式，同样也在改变这些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环境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更为有效的方式是建立起一种现代和间接控制的机制，对他们的宗主国和附庸国采用全新的理念。其目的是为了对这些地方实现更好的控制。其方法是不断地加强对于相关资源和要素的动员，比如说银行、交通、基础设施、政治机制。
在冷战期间，世界两极在互动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体系。军事集团、军事大国和经济控制则在背后施加作用，这种作用非常现实。当时建立起了一些所谓的自由世界和社会主义联盟，以及和其他联盟进行对立的机制，以实现相关资源的动员。这些资源的动员工作也建立起大城市中的利益集团，比如说商会、俱乐部、共产主义团体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还有很多文化的转型，也通过这些文化机制和产业得到了复兴，比如说好莱坞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通过一些出版物和其他宣传意识形态的方式，增强软实力。当然，这种所谓的启蒙主义的思想和设计，也在超级大国当中通过所谓的亲情主义和国民主义的抬头得以强化。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很多其他地方，都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把国家帝国主义，看成是在文化帝国主义和软实力之间，能够占据一席之地的想法。
其实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一种所谓的欠发达地区或者是被殖民国家的文化意识抬头。软实力，则更加强调当代国家影响力的竞争在全球化时代的体现。理想情况下，国家帝国主义拥有文化帝国主义的要素，即经济、军事控制、软实力、维持公平性的叙事方式及机构、精英的拥护等等。
约瑟夫·奈对于软实力的描述其实非常模糊。他把软实力定义为希望获得某一个国家获得发展的结果，就是要说服别人，不是威胁别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相比于约瑟夫·奈很多其他观点、和相比于很多其他人对于软实力的定义，更有说服力的定义。
当然，具有优越性和被别人羡慕之间，可能是存在的某种因果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接收国就希望在文化上获得具有优越性国家政治上的结果，或者政治上的安排。接收国可能会去接收别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并不意味着会需要别国政治发展的结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军事入侵和占领发生之后，通过软性的说服，使得征服地的人民接受征服国的文化、经济、政治制度安排，是通常的一种做法。
回到我们的主题，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其实在冷战期间，中国和印度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位置，在冷战秩序当中，中国和印度没有很好的融入进去。即使在50年代，你也不能纯粹把中国看成是苏联的小弟。这两个国家保持相当的独立自主，而且他们积极参与从1947年会议就提出的不结盟主义的运动。他们希望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但是这种新的政治秩序愿景，其实在1950年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为什么不结盟运动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在冷战期间，两个非常大的集团（而且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实体的地域范围）之间充满了竞争。
于是我们就出来一个新理念，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关注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竞争关系，目标则是，希望能够执行一种不对其他国家进行干预的政策，并且，把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放到一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两个相互竞争甚至敌对的国家之间，仍然建立某种神奇的联系。通过万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展现出了对于和平而不是革命和战争的渴望。但其实中国的领导人对于在世界革命当中，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中国其实一直在给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提供武装的支持，以便能够支持那边的革命运动，这种做法也一直持续到了80年代。中国实行了一种我们可以成为两条腿走的政策，一方面是一种不对其他国家进行干预的国与国关系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在党和党的关系上的对革命运动支持。
中国在21世纪重新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而一些历史记忆则被作为了发射台。
中国对于亚洲的这种整合力，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得到很大的提升，因为人民币没有贬值，中国获得了其他亚洲国家的信任。同时，中国也是最早跟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这也刺激了其他国家纷纷加入到了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当中。
我之所以现在还没有谈到印度也是有理由的，印度能做些什么？尼赫鲁对于印度的世界地位是什么样的看法？拥有各种文化的联动的亚洲正逐渐变得更加稳定，这也会成为一种亚洲启蒙的新开端。印度是希望在亚洲能够有更多民主化的国家。
15年前一本关于中国和印度的书，预言印度不可能成为南亚的主要力量，深陷于国家建设的各种问题的同时，将附属于中国建立的世界秩序。然而印度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随着地缘政治的飞速变化，印度也有在美国、日本和东南亚那里寻找到新的联盟关系。同时，印度也是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印度在不断强化军事力量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在新传统软实力概念下进行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也希望扩张软实力，而不仅仅是靠军事实力扩张。中国可以像五十年前的美国一样，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建立自己的秩序。特朗普成为了美国总统，可能为中国能带来消除美国影响、确立自己秩序的机会。
我们能不能真的期待中国的和平崛起？我觉得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两条腿走路，第二种就是更多的关注经济外交和软实力。软实力就像我所说的一样，其实是植根于硬实力之上的，因为软实力意味着要让别的国家羡慕、并希望能够也成为这样的国家。军事实力的展示，则会更多以代理战争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无论国家的力量是怎么展示，中国这种软实力可能会体现在更多民族参与，比如说湄公河治理委员会的建立等等。湄公河的活动确实延缓了中国在澜沧建大坝的速度和进程。中国同样也应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起到领导作用，不仅仅是技术手段上，还有创造一种社区参与的框架结构。
谢谢。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