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21世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权力转移，这场权力转移不同于古代的王朝兴衰，不同于新航路发现后财富由东向西的转移，也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现在大家都把目光都对准了中国，认为中国是这场权力转移的主角，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会不会在这场权力转移中重蹈历史的覆辙、甚至重演历史的悲剧。很多人认为没有答案，也有一些人已经认定中国会走德国、日本、苏联的老路。但我今天可以明确地回答各位：中国不会走别人的老路，因为我们有中国智慧，它可以让中国乃至世界避免历史悲剧。
这里我以“一带一路”为例进行说明。其实权力转移不只是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转移，而最终是思想、观念、制度等软实力方面的权力转移。这种权力转移更加深刻，同时也非常艰难。其实在中国智慧中，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软实力的权力转移。
首先我们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一带一路”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一个是万里长城，一个是南北大运河。万里长城是中国古老的军事防御基础设施，南北大运河是中国古老的交通基础设施，这两大基础设施实际上确定了中国几千年领土版图的结构。中国人了不起，2000年前就能建造这么伟大的工程。
“一带一路”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它和中国历史上的基础设施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把当时整个中国用这两样东西打通了。现在我们用“一带一路”把整个世界打通，它要影响世界以后几百年甚至于上千年的历史。但是这么大的工程，其实在中国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揭示了，叫做“要想富先修路”。一个国家、一个村庄要想富都要先修路，基础设施是发展的先决条件。
实际上中国在最近的20年时间里面，经历了一场基础设施的革命。2000年以来，大概将近15年的时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全国范围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远距离速变电、无线电的通信、港口、机场、全球定位系统，全套立体的基础设施网络在15年的时间里面完成了。由于中国基础设施网络的完成，才有可能建立一个亚洲的基础设施，否则你说从蒙古到越南怎么走，哈萨克斯坦到东南亚怎么走。如果亚洲的基础设施网络能够建成，欧亚大陆基础设施网络也可以建成。我们中国用了15年时间完成了这个网络，在整个欧亚大陆范围内大概要3倍的时间，差不多40年到50年时间实现欧亚大陆以至全球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所以这么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要想富，先修路。
第二点，中国的文化是一种中庸之道，也就是说采取渐进的方法来实现巨大的战略目标。“一带一路”这么大一个40年到50年的工程只能在一个一个具体的项目中实现，而绝不是在三、五年内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很多国家，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多朋友都以为我们在两、三年里面就可以完成“一带一路”，这完全是做梦。但是你如果了解中国渐进主义的思想方法，就可以想到这样一个大工程可以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都是走的渐进式道路，最大、最困难的任务都是用渐进的方法来完成，而且中国的文化也是这样：量力而行，而且不主张一家包打天下。
所以我们现在“一带一路”早期项目实际上都是同这个国家具体的工程结合。但是随着“一带一路”项目越来越多地落地，它就会连成片、连成线、最后连成网。所以中国在“一带一路”中，一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现在有几个重点地区，我们就可以看到有所为：中巴走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还有哈萨克斯坦的工程，这些大项目已经落地了。它们在“一带一路”中虽然只是一个局部，但是已经给我们带来一种模式：就是“一带一路”和当地项目的结合，这是“一带一路”成功的路径。
“一带一路”还会引起很多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国际上感到的变化。大家很担心中国会不会用“一带一路”强迫谁做什么。从这一点上，要了解中国人际关系的哲学讲究的是两相情愿，就是说双方都自愿做这个事。所以“一带一路”的所有项目一定是双方、或者三方、甚至于四方互相情愿的事情，有一方不情愿，我们也不会做。所以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带一路”不是政治工具，它完全是和当地发展结合的社会经济项目。所以人际关系的哲学，在“一带一路”里面是用的非常普遍。
第四个就是要了解中国的秩序在“一带一路”当中怎么表现、对于现在的国际秩序将会发生什么样的纠偏作用。中国的秩序观其实有两个核心概念，就是仁政和王道。在中国的政治哲学当中，王道和仁政是两个正面的概念，暴政和霸道是两个负面的概念。中国在“一带一路”中一定会建立一种能够被别的国家接受的秩序。现在世界都在讲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有多种模式，或者多种理念。但是西方的全球治理就是要求各国接受西方的治理模式，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你不接受西方的治理方式或者是普世价值，那么你就不能在全球治理中取得合法性，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但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不设这种政治前提，没有这样的政治先决条件。
“一带一路”同当地的制度、文化结合，以当地的制度和文化为主体，而不是用“一带一路”改变当地的制度和文化，这是我们的一种秩序观。当然“一带一路”还会遇到很多风险，所以中国政治当中还有一种概念叫“由乱而治”，“一带一路”的治理要和当地国家治理结合。安全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等等，我们不是看不到。很多人说，“你以为‘一带一路’好弄吗？”的确，风险很多，我们现在天天在研究“一带一路”的风险，但是所有这些风险都是要靠当地的国家和人民参与治理，而不是单单用中国的力量，我帮你把这些都包下来。
比如说打击恐怖主义，这是某一个地区共同的任务，像中巴走廊肯定会遇到恐怖主义的风险，但是我们在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和巴基斯坦合作，控制这一带恐怖主义的风险，和巴基斯坦合作打击了恐怖主义，推进了一个重要环节。我们讲的中国秩序观，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对当代秩序纠偏。“一带一路”又是一个包容、开放、多样性的发展过程，这个包容、多样性、开放的过程，在“一带一路”里面必须贯穿始终。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多样性的文化，世界上所有大国里面，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是历史最悠久的，它是儒、道、士结合，所以中国并不排斥任何文化，对任何文化我们都是接受的，这是我们从历史上延续至今的状态。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就是这种状态。虽然中国的确有延续很久的专治制度，但是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是在兼容并蓄当中建立起来的。所以有融乃大，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我们在“一带一路”中同样要体现这种文化。
第六就是中国的天下观，这个经常被人家贬低，说中国思想非常狭隘，中国人认为中国是中心、四周都是环绕中国的、天下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过去确实是这样，但天下观实际上指的是现代的中国要以世界、以人类为己任，这个“天下”超越了西方的地缘政治、超越了势力范围、超越了盟国体系这样的旧政治空间概念。所以这个天下观在现代的条件下变得先进了，比盟国体系、势力范围要先进很多。所以我们通过“一带一路”把天下观这样一种空间概念变成了具体的，比如说利益结合点、网络的枢纽点、金融的中心、文化的中心、产业的梯度转移、资源的合理配置等等，在天下观的空间里面都可以出现。如果用势力范围、用盟国体系、用地缘政治，这些都不可能做到。
中国的利益观也是超越西方以我为主的狭隘利益观，中国欲取之必先予之，你想要东西的话一定要先给人家。对于最穷的人，我们只给不取；对于比较穷的人，我们多给少取；对于差不多发展水平的，我们可以先给后取。这都是益在前，利在后。所以“一带一路”不是施舍，不是说我只援助、不需要你偿还。“一带一路”其实是用市场的方式运行，但是在运行中，我们讲益再讲利。所以不能搞以前的那种无偿援助，“一带一路”要可持续的话，必须益在前，利在后，益和利并行。
第八，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各种关系的处理中有一套中国的战略文化，从春秋战国就开始形成一种纵横捭阖的战略文化。中国战略文化非常丰富，比如说《三国演义》，现在我们讲战略大三角、战略小三角时，都在沿用《三国演义》当中的概念。中国的古文化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要少犯一些战略错误，就需要理解中国的战略文化。
“一带一路”还要处理好邻国和民族关系这样的一些复杂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这方面的经验也是非常多。可以说整个丝绸之路，不管是路上、海上，都是中国古代先驱们用古代外交手段、经济手段、文化手段开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大的外交家，国际活动家都是在丝绸之路上产生的：张骞、玄奘、王昭君、郑和等等。所以中国非常善于处理周边和少数民族关系。
最后，中国的智慧就是和平与战争的辩证关系。《孙子兵法》里充满这方面的智慧：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善之善智也，等等。但是最重要一条就是：能不用兵，就不用兵。这样的思想贯穿中国战略的指导思想，到现在为止，我们防御战略还是这样。所以“智慧”的“智”也是“知道”的“知”，知道就是知己知彼。我们建设“一带一路”的同时，一定要知道各国的想法，也需要各国知道中国的想法。在这个互相知道的情况下，中国就产生一种超越国家、超越历史、超越意识形态的智慧，中国就不会重蹈覆辙，世界也不会再次经历20世纪的世界大战和冷战，这就是我们对世界权力转移的中国答案，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