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演讲记录整理，有删节，未经作者本人审阅；题目为编者所加。
环境气候的变迁与我所在的历史地理专业密切相关，与当代科学比较，历史地理专业关注的时段比较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用科学仪器观测时段较短的缺陷。但环境问题，包括雾霾在内，无论从世界的角度，还是从中国或者上海的角度来看，已经不是一种科学或者一个技术可以解决的。
首先，我们要防止环境变迁、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出现政治化倾向。联合国、国际组织以及政府会有一些政治标准，但是不应该拿这些政治标准去影响科学研究。比如现在在政治政策上，你必须承认全球在变暖，必须承认环境的恶化，必须承认雾霾很严重，如果你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跟它不完全一致，就可能得不到研究经费，有的还会受到强烈的批评，这个批评往往不是从科学本身出发，而是用所谓的民意，所谓的国家利益，甚至提升到人类的利益来进行批判。在中国，将政治和民粹结合起来的趋势在加剧。回顾以往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往往是一种次要的因素在演变成主要因素前不被重视，甚至受到如：宗教、国家权力、社会潮流这些因素的影响，以致给人类造成损失。这种将政治与民粹结合起来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它不仅损害科学本身，也会损害我们国家的利益。
第二，我们要防止科学研究出现功利化的倾向。科学研究的成果商业化或是科学研究接受商业赞助是正常的，并不意味着拿了商业集团的资助，科学家就必须违背科学的道德，去迎合赞助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如果有些研究否定地球正在变暖，就有反对的人说这些都是石油集团赞助而导致的结论。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结论是为石油集团量身定制的，还是科学研究得出的。我们在判断科学结论的时候不应该把这些联系起来，否则在这种阴谋论下，就没法得出与主流不同，或是有所修正的结论。目前科学研究越来越被利益所绑架。尽管赞助已申明不干预科学研究，但一些专家学者为了进一步获得赞助，往往自己主动地去迎合赞助者，从而修改或者片面地发表自己的结论。这个潜在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第三，我们要防止媒体对于科学研究结果进行不正确的报道。现在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是公众甚至某些政府的高级官员形成自己概念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但现在，一方面我们缺少精通科学知识，能够正确地报道科学结论的媒体，所以有的时候结论本身是对的，经过报道就错了。另一方面，媒体存在着生存的压力，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耸人听闻的结论就成了他们报道的重点。如今这种情况不仅限于社会现象和政治问题，已经触及到科学技术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与媒体进行良性互动，就成了科学家的一个新任务，比如对于雾霾、转基因、气候变迁等问题，我们就迫切需要科学家本身能够直接面向公众，正确地介绍它们的基本原理以及目前的状况和可能的趋势，而不能完全只通过媒体。当然，从言论自由的角度，从一个社会需要警示性声音的角度，通过媒体包括一些电影、记录片等，给人类以警示是容许的，但是必须把握一个“度”，不要把极端的推断或者想象作为一种长期的主观意识，使大家形成错误的概念。
作为复旦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不仅要关注自己本专业，还应该关注更广泛的领域，特别是和科学技术相关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比如历史地理专业就跟环境变迁、气候变化、人口、经济等很多方面都相关，应该把这些都联合起来。因为往往你自己认为不能解决的问题，其他学科在这方面恰恰有它的优势，有解决的办法。或者你自己认为非常准确的结论，但是在其他的专业领域恰恰被认为是没用的。对于环境问题，作为整体，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自然本身的变化。我们重视人类的活动变化对自然的影响是对的，但是人类的活动比起自然的力量，毕竟要渺小，对国家也好，对全球也好，整体上讲还要有一些人更多的去关注自然本身。
【演讲者介绍】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
记录整理：复旦发展研究院政策规划训练营（PPTC）学员谢作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