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主旨演讲】王新奎：从全球价值链看亚洲经济合作

众所周知，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上世纪90 年代初以来，以制造业全球分层式生产和任务贸易为基本特征的全球价值链革命告一段落，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进入重大的转折阶段。在这个转折阶段，我们将面对来自三个方面的重大挑战，即，如何解决前30 年经济全球化急速推进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如何摆脱迅猛的创新知识全球化浪潮给我们带来的知识、理论、政策储备严重匮乏的困境、以及，如何选择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方向和路径。

毫无疑问，在解决上述三大挑战的过程中，亚洲作为一个巨大的贸易区域将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的演讲将通过分析研究北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欧洲（欧盟28 国）、亚洲（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东盟）三大贸易区域间货物贸易海关数据和服务贸易增加值数据，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阐述亚洲贸易区域内部加强经济合作的必要性。

一、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中的亚洲

如表1 所示，2017 年，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贸易区域合计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约占全球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81.6%，其中，北美和欧洲约占52.0%，亚洲约占29.2%。以上统计说明，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贸易区域是过去近20 年全球价值链革命的主要覆盖区域，并且，北美和欧洲区域至今仍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主导地位。

如果我们做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三大贸易区域之间的货物贸易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如表2 所示，2017年，北美和欧洲对亚洲的货物贸易逆差高达10160.9 亿美元，其中，北美对亚洲的逆差为7499.9 亿美元，约占73.8%，欧洲对亚洲的贸易逆差为2661.0 亿美元，约占26.2%。这说明，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亚洲将是全球经济“再平衡”压力的主要承载区域。如此大的贸易不平衡是很多问题的根源，这一数据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表1. 北美、欧洲和亚洲货物贸易进出口额

数据来源：Global Trade Atlas 数据库

表2. 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贸易区域间货物贸易平衡（2017）

数据来源：Global Trade Atlas 数据库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这一轮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过程不仅仅是贸易流量的“再平衡”过程，而且是生产布局的“再平衡”过程。因此，这一“再平衡”过程必然对亚洲整体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带来重大的影响。

二、创新知识全球化趋势中的亚洲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上述亚洲贸易区域在经济全球化“再平衡”进程中所承载的压力，只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亚洲作为全球价值链工厂端的地位。这一情况，从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变化。众多的研究证明，在创新知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前知识服务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有越来越明显的向类似制造业全球分层式生产和任务贸易的方向发展的趋势。目前，尚无全球知识服务产品贸易的统计数据，但可以从服务贸易增加值的数据来间接地观察全球知识服务产品贸易的趋势。下面，本文通过对全球服务贸易增加值统计数据的研究，来分析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贸易区域在创新知识全球化中的地位和相互贸易平衡关系。

数据来源：WIOD 数据库

如表3 所示，2014 年，按增加值计算，北美、欧洲和亚洲在全球服务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为62.7%，其中，北美和欧洲约51.6%，亚洲约占11.3%。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三大贸易区域之间的服务贸易平衡就可以发现，如表4 所示，2014 年，北美和欧洲对亚洲的服务贸易顺差高达631.1 亿美元。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北美对欧洲的服务贸易顺差高达868,9 亿美元，约为其对亚洲贸易顺差的3.18 倍。

表4. 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区域间服务贸易平衡（2014）

数据来源：WIOD 数据库

上述服务业增加值贸易统计数据分析这说明，与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革命不同，在以知识服务产品贸易为代表的创新知识全球化的领域，北美现在处于绝对的引领地位，知识服务产品生产的全球价值链目前主要覆盖欧洲和北美区域，亚洲贸易区域在创新知识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尚不明确。

三、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进程中的亚洲

从可预见的发展趋势来看，区域超级FTA，以及区域超级FTA 之间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协调可能是重构全球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主要途径。如果我们把各贸易区域内部有次区域超级FTA 安排的内部进出口贸易额占该区域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作为衡量该区域内部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指标，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领域，相对与北美和欧洲贸易区域，亚洲贸易区域内部的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水平都是最低的。如表5 所示，2017 年，欧洲EU 内部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占欧洲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为31.4%，北美NAFTA 内部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占北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9.2%, 而亚洲东盟内部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占亚洲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比重仅为2.7%。又如表6 所示，2014 年，欧洲EU 内部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欧洲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5.1%，北美NAFTA 内部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北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0%。但是，即便用亚洲贸易区域整体的统计数据计算，亚洲内部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亚洲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比重仅为3.4%。我们大部分的服务贸易进出口主要是与欧洲各国发生的。

数据来源：Global Trade Atlas 数据库

注：东盟国家中，文莱、柬埔寨、缅甸和越南采用2016 年数据替代2017 年数据，未获得老挝贸易数据。

    数据来源：WIOD 数据库

注：WIOD 数据没有东盟内部服务贸易的数据，本表使用的是亚洲内部服务贸易数据。

四、为什么亚洲必须加快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分析结论

1. 如上文所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不可能通过边境上的贸易措施来解决，而只可能通过生产布局和相应的供给/ 需求结构的调整来解决。其中，调整供给/ 需求结构的关键不是减少出口，而是扩大内部市场的进口需求。尤其是19 日中美联合申明发表后，出现了许多议论和猜测。可以确定的是，中美之间有三点内容是达成共识的。第一，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第二，这种贸易不平衡，单单通过边境上的贸易措施是解决不了的。它必须要通过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的调整来解决。这也是一个共识。第三，因为两个国家的制度框架不同，在这里需要一个缓冲地带。因此短期之内，主要还是调整边境措施。但长期来看，是要通过内部结构调整来解决的。这三点是共识。所以我认为，中美之间这次的贸易碰撞，可能会维持较长的一段时间，但也会有一个审慎乐观的结果。

现在中国方面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从边境措施来讲，我们已经降低了汽车的进口关税，主动、单方面降低了。在内部结构调节过程中，有关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发布的文件当中明确规定，海南自贸试验区不准搞加工贸易。因为加工贸易是造成中国大量海关统计的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这些都是我们主动的调整。所以既有边境上的措施，也有境内的措施，包括更长远的措施。实际上，一带一路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我们中国周边的发展中经济体，能够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通过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完善，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去。从而来解决整体上的不平衡的问题。这是一个更长远的战略。当然，美国也在采取一些结构性调整的战略。只不过双方的制度框架不同，互相要协调、理解、沟通。上文的分析已经证明，这种巨大的贸易平衡压力，不单单是中国一家，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贸易区域，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也将承担巨大的在调整压力。比如中美之间调整了，这一调整压力就会转移到印度或者越南。而且因为全球价值链的关系都是相连的，中国从美国的出口减少了，我们从日本的进口就会减少。所以这是一个整体问题，不是两国之间关系的问题。而且在10160 亿的逆差中，中国占50% 不到，还有5000 亿是亚洲其他区域的。因此如何扩大亚洲贸易区域内部市场的进口需求将成为能否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关键。

2. 亚洲贸易区域通过融入创新知识全球化，加快提升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层级中的位置，是扩大亚洲贸易区域内部市场需求的前提条件。在创新知识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极其缺乏理论知识。最近TPP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但很不完整。最近77 个国家，包括欧盟28 国，在WTO 启动了一个诸边的关于电子商务的谈判，去勾划了一个创新知识全球化下数字贸易和投资的大致规则框架。这一框架能否解决问题呢？目前看来，路途非常遥远。有可能形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在创新知识全球化领域下没有全球规则，那就各自为政，变成一种分割的状态。还有一种，也可能重蹈贸易不平衡的覆辙。如果在知识贸易的领域出现亚洲大幅度的逆差，和欧美对我们的大幅度的货物贸易差一样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问题。

3. 无论是扩大亚洲贸易区域的内部市场需求，还是加快提升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层级中的位置，我们均需要有一个好的、亚洲内部的、制度性的FTA 的安排。我们现有“东盟+x”、“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以及谈判中的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中日韩FTA 谈判。这些名目繁多、互相重叠、碎片化的FTA 机制，是很难解决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所面临的经济全球化重大转折的挑战。所以，在这些谈判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括亚洲贸易区域主要国家在内的区域超级FTA 机制，我认为应该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亚洲贸易区域加强内部经济合作的主要努力方向。而且，从目前情况来看，已经到了非常紧迫、关键的阶段。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