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上海论坛2026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开幕，本次论坛以“重构的时代：创新与共治”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智库、高校、政府、企业、媒体等机构的近400名与会者展开对话交流，为推动包容、可持续的全球发展贡献多元方案。
以“创新”为核心抓手，论坛共设16场高规格分论坛，涵盖智能鸿沟弥合与共治新秩序、全球南方联通与区域格局重构、绿色转型、数智健康等前沿议题。
开幕式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靖，复旦大学校长金力，韩国SK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崔泰源致辞，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主持开幕式。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发表特别演讲。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利国际研究所研究员冯稼时（Thomas Fingar），稀宇科技（MiniMax）副总裁、资本市场负责人薛子钊，马克斯-普朗克气象研究所所长、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会士比约恩·史蒂文斯（Bjorn Stevens），复旦大学技术创新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前常务董事徐文伟发表主旨演讲，韩国崔钟贤学术院院长金裕锡主持主旨演讲。
全球重构时代中需要携手承担共同责任
潘基文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深刻的全球重构时代：单边主义抬头，保护主义加剧，信任不断侵蚀，气候变化也在加速。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带来希望，但也带来了深刻的不确定性。
他提出了四点主张。一是承担共同责任。“没有人是安全的，除非每个人都安全。”全世界人民同住一个地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不分国界。中国始终坚定履行《巴黎协定》承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潘基文对此表示赞赏。二是开放的多边主义。《巴黎协定》展示了各国超越自身利益的可能，如果退回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只会侵蚀全球稳定。他强调，开放的多边主义是对话与合作的框架，像上海论坛这样的平台，正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为全球对话与合作铺就道路。三是数字时代下的互相信任。信任一旦受损，重建极为困难，在数字时代，我们需要审慎的治理框架，否则人工智能可能加剧不平等与分裂。“让技术在国与国之间成为桥梁，而非屏障，”他呼吁道。四是成为“全球公民”。潘基文自身的成长之路，正是得益于朝鲜战争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支持，那段经历让他深信，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维护和平与全球团结的基石。联合国对教育的投资，也让后来一代代人拥有了“全球公民”意识，就任联合国秘书长后，他发起了“教育第一”全球倡议，希望培养更多“全球公民”。
潘基文指出，国家领导人同时承担政治责任与道义责任，应该选择合作而非分裂。“没有一个国家能独自解决重大挑战，我们要在全球层面携起手来。”
中国大模型正在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薛子钊认为，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如海啸般席卷而来，带来的变化非常深刻，影响力巨大。上一代AI模型只是处理特定任务的专用工具，但现在行业已经迈向通用智能，一个通用模型就能服务全球所有人。真正驱动行业增长的，也不再是互联网时代的流量，而是模型本身的智能水平不断提升。模型一旦超越L3智能体级能力，就会进入一个“自我递归”的发展循环：模型会自主参与设计自己的下一代版本，从而加快各行各业专业能力的提升。
谈到行业格局，薛子钊表示，人工智能行业的准入门槛不是简单地看资金和算力，持续创新能力和迭代速度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关键。正是这种创新能力，推动着模型能力每三到六个月上一个台阶，不断打开全新的市场空间。在这一格局下，中国模型正在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尤其在编程、智能体和多模态任务上表现突出。同时，中国企业的开源模型策略也受到全球众多国家和企业的欢迎。
AI 融合物理模型开拓气候治理新局
比约恩·史蒂文斯表示，人类正处于一个充满“不可解释变化”的气候新纪元。卫星数据显示，地球能量失衡增速是预期的两倍，暗示地球对二氧化碳的敏感度可能比预想高出3至4倍。然而，现有气候模型多设计为“回归平均值”，难以预测如洛杉矶大火或瓦伦西亚洪水等极端事件。此外，高保真模拟产生的海量数据如同“一英里对一英里”的地图，难以展开使用。他认为AI是解开这一悖论的“阿拉丁神灯”。通过生成式AI学习物理模型的底层分布，规划者可交互式地生成特定场景（如“上海可能遭遇的最强风暴”），将枯燥数据转化为可操作的防灾工具。
史蒂文斯还指出，我们正扬帆航行于一片未知的海域。当前，技术能力已基本具备：既有持续改进的基于物理机制的模型，也能通过人工智能与其数据进行高效交互。而要真正释放这一能力的潜力，还需要几项关键支持：接入百亿亿次级别的计算资源，建立训练数据及其表示形式的标准，加强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辩证互动，并持续推进地球系统监测能力的完善。
有望催生“智能体经济”
徐文伟表示，人工智能将从单体能力走向多智能体组织级协同。人工智能的能力提升将更多来自环境交互，从“知识复现”走向“行动智能”。同时，人工智能也在催生“智能体经济”的形成，自进化范式让人工智能从“执行任务”进一步走向“持续成长”。
在产业赋能方面，人工智能将成为新型基础能力的一部分，不仅改变应用层，更改变科研和工程创新的方法论。针对人工智能治理，他强调采用分层分级、技术先行、敏捷治理的策略。当前治理面临监管滞后与碎片化两大难题，需借鉴通信行业全球统一标准的经验，推动国际标准与各国监管框架有效衔接。企业应将治理嵌入研发、部署与运营全生命周期，借助可解释性工具、数字水印等手段，确保治理可执行、可验证、可追溯。
在他看来，人工智能不应沦为竞争与博弈的工具，而应成为人类共同进步的基石。要弥合数字鸿沟，坚守科技向善，构建安全、可信、包容、普惠的智能体系，让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教育、医疗、环保、减贫等人类共同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