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学会副会长
华民：未来十年将重新回归小平路线
一个有助于优秀人才规模集聚的制度创新才是保证上海成为中国与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中心的关键
记者：徐晔
记者：首先请您对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作简要分析。
华民：在全球经济可能已经进入最底部的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危机可能刚刚开始。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虽然中国经济仍然维持较高增长率，但面临增长危机。危机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两位数，但2008年以来一直在下降。然而，从外部世界来看，除欧元区那些发生严重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之外，大部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已不再下降。到2013年出口完全没有对中国经济增长作贡献，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提高，但消费本身的增长率也在下降，投资也在下降，特别是民间投资。最近对房地产的调控也削减了房地产投资，政府也拿不出以往那样的4万亿投资了，开始号召私人部门参与医疗、铁路、电力等基础建设投资。净出口、消费、投资三驾马车都在下降，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衰退。
记者：我们看到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却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您为何认为这意味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危机刚刚开始？
华民：首先，危机发生后，发达工业化国家最初都选择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救市，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并没有导致本土经济和就业的增长。其中关键原因就在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大公司通过全球化外包，把制造和就业机会转移到了成本相对较低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出现了发达工业化国家无就业复苏，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仍然维持较高经济增长率并存的现象。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全球资本流动看，发达国家的特征是长期资本流入，短期资本流出，从其基本面观察已经到了底部。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刚好相反，长期资本是流出的，短期投机套利资本是流入的，目前短期资本有逐渐撤离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迹象，这似乎在告诉我们，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刚好从在头部往下走。据此可以判断，发达经济市场国家在逐步稳健地复苏，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记者：在您看来，造成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具体造成了哪些消极影响？
华民：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不当的政策干预。简单地讲，结构调整、对内紧缩、对外打击出口政策都是不妥的。中国试图用政策调整来改变经济结构，但受禀赋约束，结构是刚性的，很难改变。政府希望用政策来改变结构，那就只能采取以下两大政策组合：第一是对内产业紧缩，第二是打击出口。然而，各种产业紧缩政策实施以后，受禀赋约束，产业资本开始大量离开实体经济部门，流向进入门槛较低的房地产和金融部门，从而引发了中国的地产泡沫与资产价格暴涨。为遏制出口，又进一步推行了汇率升值的做法，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都在升值。以上政策组合实施的结果，最终形成了今日困扰中国的三大泡沫：房地产泡沫、财政泡沫和由于实体经济收缩的人民币泡沫。
记者：长期以来扩大内需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手段，您为什么认为靠内需增长是错误的？
华民： 2010至2012年之间，农村的收入水平的增长率比城市高，但农民会用这些钱买东西吗？不会，农民拿去造房子，又变成了不能增加未来产出的存量资产。现在大量的钱仍在存量部门，这就造成了未来的经济增长会因为缺少流量的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增加而下降。统计数据告诉我们，目前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消费占GDP的比重都是下降的，靠内需增长是死路一条。从联合国提供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劳动者的税率是亚洲地区最高的，既然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区域下降的，那么指望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计划最终是要落空的。
还有一种现象也是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的。最近几年中国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但是民营企业的工资总额却基本不变，这种结构性问题表明，当工资总额增长时，民营经济部门则采取了减员、甚至歇业的做法，从而出现了民营经济部门工资率上升情况下工资总额不变的相悖现象。其中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民营经济部门大都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受到市场价格竞争的约束，只要工资成本提高了，就只有采取减员或者歇业的应对策略。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在民营经济部门工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全国工资总额的增加意味着国有部门和公务员的工资在增长。国有部门的工资之所以可以持续增加，就是因为它们大都处于垄断地位，管理层与一般员工的工资上涨可以借助价格转移来消化，这也就是国有经济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为何会持续提高的原因所在。
有许多人把中国内需不足归因于收入分配不公，这是不正确的。中国内需不足除了与中国当今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之外（中国尚未进入罗斯托所说的群众大规模消费的经济发展阶段），还与以下因素有关：第一，由于税负高，所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偏低，第二，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居民被迫进行预防性储蓄，第三，由于社会教育发展滞后，特别是职业教育非常落后，一般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的提高，所以工资上涨缺乏空间。进一步的观察可以看到，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确较大，但是，造成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大部分人相对贫困的根源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而是因为没有就业机会，即机会不均等。因此，中国要创造内需，要增加经济增长，首先要给予所有人公平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公平收入分配，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记者：04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资本积累推动了制造业增长，而劳动力因素对服务业增长发挥了更大作用。但现在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是外部因素还是政策因素造成的？
华民：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投资的收益率这么低，有以下原因：第一，国有替代了民营，国进民退，所以资源配置从民营部门流入国有经济部门，这种生产体制上的逆向替代是导致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二，开发西部也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市场环境要差很多，从而降低了生产要素的使用和配置效率。第三，政府推出的产业规划大都是逆市场的，从而剥夺了企业家的市场选择和消费者的市场选择，而这又会降低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效率。第四，最近几年来，我们试图用内贸替代外贸来维持可持续的增长，其结果是牺牲了比较优势，学习效应也没有了，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记者： 2008年政府应对危机的财政扩张政策以及通过国有企业进行的投资政策，对民营企业形成了强烈的挤出效应，民间高利贷的产生与此相关。那么能否说这几年的改革我们存在着逆市场化之嫌？
华民：政府加强管制必定会限制市场力量作用的空间。如果政府有关部门再通过建立国有企业直接参与市场投资，那么就会进一步导致政府对市场的替代。政府要进入市场参与经济活动，势必会导致税收的增加，并且还会与市场主体争夺有限的信贷资源，于是全社会（包括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在内）的平均利率就会趋于上升，那些急需资金周转的民间企业就会铤而走险，进入高利贷市场融资。当政府不是选择退出，并对高度管制的、具有二元特征的金融体系加以改革，反而选择让高利贷合法化的政策，那么，全社会的金融风险就会迅速上升。所以，以上这些问题并不是由改革造成的，而是近年来政府有关部门加强管制、压制市场力量而造成的。
记者：针对现在的经济下滑风险，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势，您对我们的政府及民营企业，有哪些好的建议？
华民：从政府角度来讲，必须变目前的产业紧缩政策为产业扩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从存量的房地产和其他资产部门重新流向流量的实业部门，以便达到紧缩泡沫，增加有效供给和就业的目标，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从企业角度来讲，绝对不要参与高利贷金融活动，尽可能降低金融杠杆，脚踏实地做实业。只有当实体经济夯实后，经济才有平稳增长的可能。
记者：对上海发展政策的建议中，您提出上海应该恢复冒险的城市精神，上海未来的经济增长，应该走创新之路。那么上海的创新应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哪些是最核心的？
华民：作为都市经济，上海的土地和基础设施等资源总是有限的，无法通过物质性的投资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增长。上海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知识要素的驱动，前者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后者需要政府增加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因此，上海未来的经济增长之路首先是需要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政府要从经济增长的主导者变为支持者和服务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制度创新。为此，上海就需要有能够引领经济走出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理念，推进文化创新，大力倡导企业家精神和敢于创业的冒险精神。同时，配合以政府放松管制的政策调整。在所有这些改革与调整中，最关键的是要看上海能否造就一个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优秀人才规模集聚的平台。一个有助于优秀人才规模集聚的制度创新才是保证上海成为中国与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中心的关键。
记者：如您所说，上海未来的发展，需要建立起一种以市场为导向，尊重知识、人才、人民首创精神的可持续增长模式。那么，为实现这种模式，您认为政府应怎样做？
华民：第一，放松政府管制，给出市场空间。当前外贸市场准入门槛很高，对内政府垄断，这些都需要依靠改革来加以放松。对外来讲，降低关税，市场准入。对内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所有产业，包括高铁、医疗、银行等，回到70年代改革的初衷。第二，降低开业成本，允许和鼓励更多的公民进入市场创办自己的企业。第三，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确保一切拥有知识的人都可以通过发明创造而获得应有的回报。第四，控制房价，降低税收、以便让外来优秀人才可以在安居支出上降低费用，在创新回报上提高收益率。当前房价限购政策松动，只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目前中央政府没有调控信号，但取消调控则泡沫会变得无比巨大，现在一定要熬过去。第五，发展教育，提高存量人口的素质，增加流量知识的供给。最重要的是学习德国开展技术教育。发展技术教育的关键是建立上岗证书制度，就像驾车必须考驾照一样，否则是没有人会支付成本去接受技术教育的。当前大学生相对过剩，社会缺乏中等技术人才，因此发展中等以上的技术职业教育是当务之急。最合理的模式是义务教育全部由国家投资；与技术有关的教育作为半公共品，立法规定执照制，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投资；高等教育设立竞争机制。
记者：本次上海论坛的主题是“未来十年的战略”。最后，请您畅想一下未来十年的中国。
华民：我的畅想就是重新回归小平路线，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发展是硬道理。
华民简介：
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长期从事国际经济、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