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在我看来，在技术还没有过关的情况下，我们宁可降低速度，甚至停止开采都是可以的。与其这样盲目开采，还不如把资源留给我们子孙后代。
记者：王恺
记者： 近几年来，您一直在呼吁混合垃圾不要焚烧处理，那在您的设想中怎样的垃圾处理方式是合理而有效的呢？
赵章元： 生活垃圾的话要走回收再利用的道路。我走过很多省和城市，发现企业的各种处理技术都是有的，基本可以做到垃圾循环利用，有不少企业目前已经可以消纳80%以上的垃圾，只是有些技术还不完善。当然也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政府如果可以加大力度扶植这些企业，那垃圾循环利用的未来还是很明朗的。我们要做的是把垃圾资源化融入到循环经济中去，这就需要调动社区垃圾源头分类和民营企业的处理积极性，强化多种垃圾资源化技术，建立不同层次的垃圾资源化产业园。
这在国外已经有先例了。日本原来是第一焚烧大国，但现在政府下令已经关掉了三分之二的焚烧炉，只剩下10%左右的垃圾因实在难以利用而焚烧。其他垃圾都被资源化企业利用了起来。
所谓循环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是，谁生产的产品，谁就应负责回收，将责任延伸，让企业不仅要对生产负责，同时也要负责回收再利用。
记者：中国或者说上海的实行现状如何呢？
赵章元：在这点上，全国状况其实都大同小异。有些地方只是喊喊垃圾分类口号，或长期试点，并没有真正去做。但另外一些地方却做出了样板来，比如广州市组织了14个社区进行垃圾分类；北京门头沟王平镇在垃圾分类处理后，达到了零废弃，这些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处理垃圾的问题上，我们要以政府主导为主，配以民众监督，要让责任具体到社区，具体到负责人，然后到运输、处理，要形成一套体系。
记者： 关于民众的力量，您在论文中也提到过，比如在垃圾循环处理方面，只要政府真正去主导，政策出台，民众都会去做。您对民众的信心来源是什么呢？
赵章元：我们不能忽视民众的力量，在美国，已有近150万个环保组织，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可以直接干预到很多事件的处理，或是政策决定。而在中国，现在也已经成立了很多环保组织，并积极投入到各类环保事业中了。如在北京六里屯和阿苏卫事件中，正是因为民众的呼声，使得当地本来要建的焚烧炉至今也没有动工。如渤海湾漏油事件，他们在事发后几天内就赶到了事发地，敦促当地的负责人员处理，也促使事件得以尽早曝光，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还是有目共睹的。
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于在自己周围的环境问题，同样也非常关注。比如在无锡，当地政府曾经建造一座焚烧炉，而它的周围本来就有一个别墅群，当地百姓得知后，特地派代表到北京，请民间环保组织帮忙，他们还成立一个公众监督小组，没有他们的批准，焚烧炉便不能开工。并要求垃圾在分类后，资源化处理。
可以说，中国在发展，国民的环境意识和维权意识也都在进步。虽然说民众对活动的参与度不同，环保的意识和迫切度，不同地方快慢可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民众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环保事业中，也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建立起来，这表明了我国社会的进步，我对于中国公众参与还是很有信心的。
记者：在您的报告中，您提出希望要控制或者限制油田开采，但能源缺少却是一个现实状况，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赵章元： 对于能源的需求其实很难说有一个满足的度，而我们政府所需要做的，是要根据人民的需要和现在的环境容量，来有计划地控制发展速度。我们控制发展速度并不是要将企业停工，而是需要花时间来治理这些已经产生的污染并预防它再次发生，这样发展速度也必然降了下来，环境问题也能够得以改善。我们需要由政府来控制，按计划来发展。不要过度在意GDP的增长速度，不需要高到“百分之十几”，而有“百分之几”的增长速度也可以，这就是我们提倡的绿色GDP。我还是主张：在我们实现温饱后，就极力控制发展速度，力争能够还稳稳当当地回到原来的环境中去，宁愿我们发展得慢一些，但是人们的身体是健康的。
具体到渤海采油问题上，现在我们的采油技术和污染控制技术还不够成熟，大连油库刚刚爆炸不久，连应急措施都跟不上，还在采取发动当地民众去徒手捞油的愚蠢做法，现在又发生采油失误，竟然长达3个多月失控。所以，我坚决反对过快过多地开采渤海石油，并且在我看来，在技术还没有过关的情况下，我们宁可降低速度，甚至停止开采都是可以的。与其这样盲目开采，还不如把资源留给我们子孙后代。
记者： 在污染方面，您在上海论坛的发言中，还有提到大气污染问题，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控制燃煤所带来的污染。在上海，已经推行家用燃烧天然气，您觉得这是否可以缓解污染问题呢？
赵章元： 只能说是相对而言，烧天然气或煤气与烧煤虽然都能产生温室气体，但烧气体能充分燃烧，总比烧煤要好得多，燃煤中的SO2等污染物已成为当今地球上的一大祸害，既能形成酸雨，又是人类诸多慢性病的直接祸根。
在燃煤问题上，大型热电厂是污染大户，但小型的小火电问题更大。不仅是灰尘，还有二噁英，这是民众最反感的。国家虽然早已明令禁止了，但是现在，他们又换了一个包装：绿色能源，重新上岗。现在政府的监管还有待提高，环境意识落后于民众，这也是我们反对焚烧混合垃圾的重要原因，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呼吁敦促政府尽快解决。
记者： 污染成灾也同样影响到了我们的食品安全，那对此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赵章元： 有关这个问题可以说的内容太多了，从政府角度出发，对食品的把关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对土壤把关，农作物的生产基地都是有一定标准的，一旦土壤被污染了，政府就需要禁止当地生产；其次是对各类农作物把关；进而是食品制造出来后也需要由专业机关检测，要对各种添加剂严格把关。但现在，这些措施都跟不上。所以民众在无奈的情况下，也要采取必要的、适合自己的防范措施。如家里的饮用水可以用制水机过滤一下，空气可以用空气净化器净化。居住环境也要有所选择，购买食品时尽量避免选择添加剂过多的食物。
记者： 您所提出的“北京、上海、东京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了”这一观点，具体怎么说？
赵章元： 如果单从交通方便、文明程度等这些方面来看，这些地方也是宜居城市，而我所说的不宜居，主要是从影响身体健康的环境类各因素出发的。如果身体健康都不能保障了，这里也就不能算作是宜居城市了。东亚地区的大气污染是全球最严重地区，也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地方。尤其是北京，在环保部发布的的空气质量调查中，已经排名中国倒数第三了。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让当地居民都搬走，我只是提出意见，引起大家关注，希望政府能够尽快采取措施，搞循环经济，抵制污染。而这也是需要全民共同努力的。
记者： 最后，请您畅想一下十年后的中国吧！
赵章元： 这很难说，主要还是要看政府是怎样控制的。如果按现状发展下去，未来的中国是很危险的。首先人体的健康就难以保证。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新发癌症患者最多的国家，发病率直线上升，糖尿病、血管病病人也大幅增加。
并且，这样的发病趋势有年轻化、婴儿化的特征，出生缺陷也成为了婴儿死亡、儿童和成人残疾的重要原因。最危险的一点是现在中国已经出现生育能力急剧下降的趋势，男性出现了“精子危机”，女性出现“胎停育”。在十年后的中国，这个问题会比现在更突出。本世纪中叶有可能出现生态崩溃。如果不加以防治的话，到时，生育困难将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发展。所谓的人类灭绝也并不是耸人听闻的，各国科学家其实也都意识到，如果环境继续遭受污染，不久的将来，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可能真的会到来。
赵章元简介：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调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先后任湖泊环境研究室和近海环境研究室主任，兼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