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同志社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
中国应该争取在地区性自由贸易区中实现自己的经济贸易利益。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国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
记者: 车锐
记者:在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可能的阻碍是什么？
Takashi Terada: 在外商投资建设汽车企业时，中国存在对其投资的管制，要求其必须与本地公司合营，并且持股比例不能高于50%。日本产业界对这一政策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一管制界定不清晰，并且审批条件会在不经通知的情况下发生变动。因此，在日本和韩国都存在类似的抱怨。来自企业的诉求致使两国开始要求与中国建立多边投资协议，其中包括监管透明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等。
自由贸易区意味着各缔约方之间需要签署贸易协议。因此，对日本和韩国来说，由于他们在农产品价格方面的竞争力较弱，他们会对建立多边自由贸易区更加谨慎。
记者:我们如何能够缩小中国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价值观方面的差距？
Takashi Terada: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很多的不同，如人权、民主等等。许多人会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和对话。但至少，我们认识到了彼此的差异。因此，如果缩小政治和价值观差异是几乎不可能的话，那为什么不在不缩小差距的前提下尝试合作呢？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找到中日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例如：区域性金融框架和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需要缩小政治和价值观之间的差异。
记者:为建立地区性自由贸易区框架，中国应该做些什么？
Takashi Terada: 在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正在进行谈判时，中国开始比以往更加积极地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当2011年11月日本决定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谈判时，中国加速了缔结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步伐。这意味着中国受到美国从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中获得利益的启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自由贸易区中的可得利益，尤其是多边利益。我认为中国应该争取在地区性自由贸易区中实现自己的经济贸易利益。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国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
记者:为了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中国应该如何提高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
Takashi Terada: TPP中的劳工部分要求成员承诺遵从国际劳工组织建立的准则，包括集体谈判权、结社自由、禁止强迫劳动和使用童工、禁止用工歧视。然而，我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允许所有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建立工会来协商工资及解决其他问题。
记者: 您怎么看待在其他国家中兴起的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正如您在《Games Changes in Economic and Strategic Order in East Asia》一文中所提到的）
Takashi Terada: 我认为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就是指政府对市场的干预。2008年11月北京迅速敲定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被吹捧为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政府干预，中国被快速地从世界经济低迷中拉了出来。这一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中吸引了很多赞赏者，他们希望能够模仿中国。例如，意识形态转变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危机如何强化了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据报道，2009年6月在俄罗斯一次讨论国际金融危机的会议上， 金砖四国提出了放弃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可能性。但在西方国家，民主化的决策程序就决定了实施一项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政策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这就是中国模式具有吸引力的原因。然而，中国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价值观上有所不同，比如，对民主、人权、知识产权的推动。这些根本差异使得日本不可能完全加入到北京共识的阵营中，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日本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
记者： 关于中国和亚洲邻国的海上争议，您怎么看？
Takashi Terada: 如果中国想要解决这些海上争端，我认为除了遵守UNCLOS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外别无选择。UNCLOS是解决领海纠纷的国际准则。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国家，应该通过提供符合国际法的证据，而使其领土主张合法化。我相信很多国家、很多人都想了解中国在南海提出领土主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我意识到所谓的网络民族主义在不断蔓延，这些人指责政府在处理外交事务，尤其是领土争端时，立场不够坚定。尤其是在互联网把匿名发表激进观点变成现实之后，在任何国家处理或者控制网络民族主义都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简介：
Takashi Terada, 京都同志社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