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央研究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
国家要把全球暖化当做真正新的科学、对国家非常重要的科学，把教育，社会放进去，纳入整个国家政策的考虑。
刘绍臣：中国政府要对环境问题引起足够重视
记者：黄安利
记者:您这次带来的报告主题是“中国东部水资源危机和可持续发展”,主要内容是中国东部水资源受气候变迁的影响，报告中您提到气候变迁，全球暖化，气象灾害这几个概念，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刘绍臣：气候变迁从纯粹学问的角度来看包含很多方面，但是我们在这里提到的，主要是指全球暖化。气象灾害是本来就会发生的，由于全球暖化的影响，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升高了。
记者：全球暖化会对中国带来不少影响，为什么您这次提到水资源？
刘绍臣：温度增加的话，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全球暖化的影响只不过是气温升高一点，海平面抬升一点，虽然是有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可以等一阵子。我也认为这些问题可以等上十年二十年。但水资源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受温室效应影响已经一百年了。洪水的灾害是立竿见影的，但其实干旱问题更加严重。在资料上，干旱带来的经济损失超过洪水灾害好几倍。
随着气温升高，中国东部的大雨将增加，中小降雨减少。中小降雨是地表水的主要补充来源。气温升高，蒸发也会加剧。根据IPCC工作报告预测，到2040，全球气温还会上升0.5度，这样东部干旱月份会增加到原来的三倍多。实际上不只是东部，这是全中国都需要应对的问题。中国已经是一个非常缺水的国家。而且中国现在大型水库建了很多，中小水库远远比不上先进的国家，水资源的回收循环利用，更是比先进的国家差了几倍。如果中国不针对水资源做一个好的应对措施，以后无论是农业用水，民生用水，工业用水，都会有很大的问题，如果不去找出应对的方法，那就是自讨苦吃，整个经济的发展都会受到影响，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
记者：中国提出“低碳城市”的概念，来延缓全球暖化，您认为这样的措施效力是多少？
刘绍臣：中国的“节能减碳”和我说的减碳不是一回事。我说的减碳是碳排放量总量减少。中国提出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指能量利用率增加。比如1吨煤，我现在的排放量是过去的一半，但我使用的总煤量是过去的十倍。这样总体的碳排放量还是增加的。而且现在减碳已经来不及了。CO2 在大气中可以存活100年，减碳的效果至少要50年才能看到，50年内全球气温就会升高，东部旱涝灾害增加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过去因旱涝灾害而死的人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通过拓宽水道、加固堤坝、兴建水库等方式，来减少灾害的损失。
记者：那您觉得中国应对气象变迁的态度如何？
刘绍臣：中国基本上接受国际（IPCC）看法，并且 IPCC里面也有非常多中国科学家。但IPCC相当保守，所以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全球暖化，都只不过是气温升高一点，海平面抬升一点，虽然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可以等一阵子。洪水及干旱和这个有关，但中国政府不认为这样；虽然IPCC说有关，但也没有说有多严重。中国政府认为这并不紧急，但我认为是很严重的。
记者：中国应对气象变迁的措施如何，是否是积极有效的？
刘绍臣：中国对气候变迁，做得和其它政府也没有差多少，方法也差不多。针对气候变迁，一个国家通常要做两项重要措施：一是缓解措施，缓解就是mitigation，一个就是调适措施，就是adaptation。节能减碳是缓解，调试是它已经发生了，我怎么应对。中国根本就没有应对，很多其它国家，好比英国，荷兰，海平面慢慢升高，他们早就开始应对了。英国保护大海闸的工作，已经在做，而且他们要做得更好。但中国政府根本不想做，认为这是自然现象，过去就算了。即使是自然现象，看它越来越严重到这个地步，可以不去好好应对吗？只是认为这是自然现象，过几年就没有了，这是太天真的想法了。
这里还有在政府和科学界的认知的问题。中国把它当做一个问题，但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比如PM2.5对中国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可是呢，我们的政府官员，环保局的人员，好多年来根本没当一回事。PM2.5相对于全球暖化来说，是更具体的。除了中国的官员，全世界认为都是非常严重的，他们还是不承认。2016年才定标准。别的国家三十年前就把标准定出来了，而且已经执行了。这个就是“鸵鸟政策”。连那么清楚的问题都不去解决，全球暖化问题还是有一些灰色地带的，你怎么期望他，把全球暖化比较抽象的影响重视起来。
记者：但中国政府也已经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您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提升到一个怎样的层面来重视？
刘绍臣：中国是有在做，但不是针对暖化做。云南大旱已经两次了，中国是说要多建中小水库，还是当做一个常规的措施。自然灾害本来就有自然起伏，自然起伏上有频率越来越高，但人们看不到慢慢上升，只看到起伏，起来就做，下去就不做。云南旱灾没水吃，小孩子走十公里的路，每天挑水回家煮饭，这多辛苦。如果云南中小水库多，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国家要把全球暖化当做真正新的科学，对国家非常重要的科学，把教育，社会放进去，纳入整个国家政策的考虑。
中国政府有很多资源，可以用在这种大型的调试工程上。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决心，意识到这是非做不可的事，那就可以做得很好。像南水北调这么大的工程都能实施，建几个小水库，花不了多少精力。而且中国政府行政效率也挺高的，只要他们真正重视这个问题，就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刘绍臣简介：
1972年毕业于美国匹兹堡大学。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和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兼职教授及北京大学客座教授。1994年入选美国地球物理联盟 Fellow，1981、1989、1990年先后获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杰出论文奖，1993年获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理事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