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欧元区的诞生产生了一个可以同美元相抗衡的货币区。而中国的发展也预示着它有获得与美元区和欧元区同等地位货币区域的潜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必须坐下来好好思考一下，对于这样一个即将成型的新兴的，并包容了不同结构和政治力量的体系，什么样的货币体系是最优的。我们正面临一个抛弃当前的旧货币体系，建立一个全新的更好的货币体系的机遇。
采访者：林曙（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编辑：Robert Orr, Che Rui
采访者：您对现今的货币体系怎么看？您对未来国际货币构架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Robert A. Mundell:2014年距1944年7月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整整70周年了，那时经济学家汇聚一堂，共同讨论设计战后的货币体系，那我就以这个事件开始说起。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重创以及金本位制的第二次崩溃，人们需要为将来打算。尽管仍然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经济学家们仍然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战后的货币体系，该体系固定了美元兑换黄金的比率，并将其他货币同美元挂钩。这个体系在一段时间内运作地非常顺利，当然中间也有一些小问题，但是最终却被另一个新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所替代。
今天，我们重新回到了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时代。1971年，伴随着尼克松总统取消美元同黄金的自由可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其他国家也将自己的货币同黄金脱钩。那之后不久，这些国家在华盛顿加入了史密森学会，又重新回到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时代。但这也没维持多久。纯粹的美元本位制是一个单纯的汇率，但是对于如何确定、谁来确定通货膨胀率却没有一个共识。之前，黄金的总量可以决定这一切，现在美国的货币政策来决定，但是由于欧洲国家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欧洲来说过于宽松，不愿意使自己的货币升值，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仍然缺乏共识。
因此，在1973年的6月，各国决定废弃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允许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出现。这个问题并没有任何协议。欧洲各国希望重回固定汇率体系，其他的一些小国家也希望如此。最终，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协定条款获得了修订，之后我们就有了现在的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欧元区的诞生产生了一个可以同美元相抗衡的货币区。而中国的发展也预示着它有获得与美元区和欧元区同等地位货币区域的潜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必须坐下来好好思考一下，对于这样一个即将成型的新兴的，并包容了不同结构和政治力量的体系，什么样的货币体系是最优的。我们正面临一个抛弃当前的旧货币体系，建立一个全新的更好的货币体系的机遇。
采访者：到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体系似乎还运转良好。当前的问题似乎同传统的困境联系不大，但却同现在的金融危机有更深的联系，这一点看起来非常特别。对这一点您怎么看？
Robert A. Mundell:从数学的角度看，认为所有IMF中的国家可以毫无影响地使用灵活和有管理的汇率的制度，施行货币政策，实现各自的通货膨胀率的想法是极其可笑的。IMF中有188个成员国，欧盟区的17个国家共有一种货币，而这就意味着世界上大概171个国家各自都有各自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及独立的价格体系。几乎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的价格，也不太可能发现一个最经济廉价的市场。有成千上万的价格需要处理。从某些方面看，这是相当成功的，因为美元充当了一个世界性的货币单位。
除此之外，仍然存在一系列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数年来持续地损坏着国际货币体系。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80年代的国际债务危机（该危机时由于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违约造成）等。同样也有储蓄贷款危机，例如90年代的亚洲经济危机以及前不久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所有的这些都起源于汇率的大幅波动。80年代的危机就是由于美元走弱，欧元大幅升值引起的。发展中国际在美元弱势的时候借入大量债务，但是接下来他们却不得不以越来越高的价格偿还这些债务。这导致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大面积破产，从而引发危机。
亚洲经济危机最初的导火索是1994年人民币的低估，但是95年到98年日元的贬值有着更加严重的影响。美元兑日元的比率从1美元80日元下跌至1美元兑148日元。这就造成了美元的强势，接着波及到所有其他最终深陷亚洲危机的国家。而伴随着2008年次贷危机以及2007年8月美联储大范围救助而来的金融危机，也同样是因为美元的升值。正是由于美元作为一个安全资产的想法使得弱势货币变得更加弱势，从而导致了汇率体系的巨大波动。
紧接着，2011年，轮值G20主席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对国际货币体系做出了3点批评。他首先指出了原材料价格的过度波动，其次，他批判了国际汇率的不稳定，最后，他提出，由于像IMF这样的组织权利较小，国际货币体系缺乏监管。当然，还远远没有到引起灾难性后果的地步，但是考虑一下这些无效率，并且找到一些方式来改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国际汇率的不稳定。如果我们无法稳定美元兑欧元的汇率，那么全球货币体系也将不复存在。汇率的完全波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货币体系。
采访者：控制过度的波动性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一些学者提出采用一种全球货币，另一些学者认为采用其他的储备货币。那么您对这些建议是如何看的呢？
Robert A. Mundell:如果有不止一种货币的话，那么建立一个全球的货币体系是非常理想的。这就好比在每个人自身母语的基础上又多了一种共同的语言，从而各国的人们可以互相交流。
这种每一种货币都可以与之兑换的货币的职能，就像过去的黄金一样。在金本位制下，不存在固定的汇率制度。所有的货币都直接同黄金挂钩，黄金通过自由市场决定了汇率，这就使得国际的汇率在一个较窄的范围内是固定的。
困难就在于如何能够找到一个黄金的替代品。黄金无法制造出来，它们只能从地下开采出来。因此它就有独立于货币之外的很大的内在价值。在缺乏一个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各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国家主权来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没有纸币，使用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吗？我完全支持这种想法，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却没有这种设想。他们的确有一些计划，但是却从未真正实现，因为各国在政治上没有对这些计划达成一致，并且当时的美国对于如何运行这种计划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
我想要强调的是，当今的货币体系也不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当然也不需要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是非常有效的。在这期间，中国积累了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金本位制下，这会导致其他国家储备货币的流出，从而引发危机。美联储持续印发货币的能力使其具有类似于央行的职能，支持了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于中国来说，这创造了奇迹，使其能够运用外国投资建立起自己经济发展的基础。
我们并不想毁了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它有些方面还是不错的。也许是存在的时间太久了，但是对于未来的货币体系，我们仍然希望能够保留现有货币体系的一些机制。新的货币体系应该是非常灵活自由的。尽管对于建立一个灵活的货币体系有一些批判，认为可能是造成通货膨胀，但是目前的货币体系却没有造成通货膨胀。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出现通货膨胀。我们必须考虑世界的三个主要方面：我们必须建立起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出改进。最大的改进就是要稳定美元兑欧元的汇率。中国的汇率是盯住没有的，因此当没有兑欧元的汇率变动的时候，人民币兑欧元的汇率也会出现波动，这就会带来问题。现在的市场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也必须考虑这一点。但是，在缺乏是一个世界政府的情况下，我们能有一个世界性的货币吗？
报告者：您认为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有可能成为全球货币吗？
Robert A. Mundell:我个人认为，特别提款权(SDR)不会成为全球货币，因为一篮子货币无法成为货币。这就像将美元、日元、欧元，将来还会有人民币混在一起，你就得到了由这些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只要汇率是波动的，那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用这种货币来进行债券定价。如果它们之间汇率是固定的还好，但是问题在于，它们的汇率不是固定的。当SDR诞生的时候，它没有以一篮子货币的形式被进行过估价。它被定价为一盎司黄金的三十五分之一。在1968年，一SDR的价值被定为等同于一黄金美元的价值。接着，在1974年，当篮子货币体系被设计出来，黄金定价基准的机制就被冲破了。这样的一篮子货币机制有很多好处，但它却不是货币，也不是一个实物的计价单位。在这个特性上它们就逊色很多。现在它是一个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良好工具，同时也成为了提供对外援助的工具。发展中国家积极倡议SDR成为援助手段。在这个领域里，SDR有着非常大的好处，但是这和国际货币体系却没有什么关系。让我们继续保留着SDR，同时也承认它不能成为货币吧。它是5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是一种提供外援的良好手段。
报告者：那么您认为欧元区是一个理想的货币区吗？一些人认为，对于欧元区来说，有效的流动性水平太低，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性。
Robert A. Mundell: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公正的评价。人们只是看到国家内部没有大规模的移民。人们没有看到德国人离开德国，没有看到在较为落后的地区，如波罗的海区域的国家的人口外流。人们只是没看到人口的大量流动。欧洲的人们大都很喜欢呆着他们自己的地方。但是流动性却并不缺乏。德国的劳动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有大量的土耳其劳动力已经进入德国。现在在需要的劳动力移民的种类和那些填补这些空缺的劳动力种类直接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而问题的根源却并不是劳动力缺乏流动性。问题在于，如果存在劳动力过剩的话，在西班牙和希腊这样的地方的失业者的种类并不是德国这样的国家所需要的。
甚至在美国也存在这样的情况。现在的失业率为7.5%，大约200万人口。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不断有未受过教育的劳动者面临失业。他们无法获得现有的职位。在法国，我听说了一个有趣的数字：那儿有300万的失业者和300万的职位空缺。他们没有将这两个数字混合起来，是因为劳动力技能的不匹配。这是结构性失业的一种。欧洲的问题同欧元引进之前的问题是一样的。在70年代，这种低教育水平的失业者在整个欧洲是非常多的。60年代，欧洲的政府支出大幅上升。我曾经做过一次这方面的研究，政府的支出在70、80、90年代平均占到了GDP的25%。这个比重一直上升到了50%，但是投向却不是基础设施，而是社会保证养老保险以及医疗计划。人们希望这些，政府在启动这些改革的时候也很不负责任地在迎合着人们。
但是政府却没办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为这些支出埋单，这造成了政府财政赤字的高企。意大利在进入欧元区时，财政赤字达到了GDP的120%，希腊达到了GDP的110%，比利时达到了GDP的130%。即便是这样，仍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那些无准备金的负债也必须加以考虑。当你纵观数十年来的经济重创，你会发现政府都在无准备地利用财政预算来弥补支出。真实的债务规模要远远大于表面的。这些个别国家面临的负债或者说超支问题就像潮流一样在欧洲区内蔓延。
像希腊这样的国家在福利上的支出同德国的水平相近，但是它的人均收入却比德国低得多（德国人均收入是希腊的2.5倍）。因此，希腊陷入破产，必须得到援救。现在希腊不得不节俭开支，但是希腊人却将失业问题抛给政府解决，并进一步加深了财政赤字。无论怎样，希腊已经做出了一些重大改变。原来希腊的1000万人口中的90万是政府公职人员，这个数字近似于总人口的10%，现在这个数量已经降到了大约70万。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不论怎么样，这都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强调着人们必须做出一些计划以防止受到伤害。有些情况下，你必须制定一些税收政策，但是过高的税率又会导致一个无效率的经济运行。
解决这种困境的一个方法是采用更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许多人都考虑到了这一点，这其中包括欧洲央行高层，Mario Draghi先生。无论是什么样的指令，欧洲央行都表示绝不会采取任何会造成通货膨胀的措施。没有人想要这样的措施。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指令，那就是为了拯救欧元，Draghi将会采取一切措施。其中一种解决方式就是使得欧元的汇率走高。去年这就发生了，这是银行的失误。
要么各国都采取更负责任的态度，要么就必须有一个能够管制各国的更强的财政中央集权。如果想走出目前的困境，各国都需要稳定自己的支出。德国相比其他国家更加愿意借出更多的资金以帮助恢复其他国家的稳定。但是建立一个像欧盟区一样的货币联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主张。9个国家已经面向破产，其原因并不是缺乏财政联盟。原因在于国家的支出。国家财政长官可以稳定支出的增加，也可以消减支出，但是这需要一个大面积的权利转移。
采访者：中国采取了切实的步骤来稳定金融系统。最初，中国使用了一个固定的汇率体系来控制通胀，但现在，中国的经常账户出现了大量盈余。您如何看待人民币的重新估值？
Robert A. Mundell:许多人建议调低美元价格。在1997-2005年间，当人民币以8.28的汇率盯住美元时，美国人坚持称，应当将汇率降到4或者3人民币一美元。这会导致更大的失业率，同时摧毁中国的经济。在2008年，中国深受欧元区经济危机重创，因为随着美元兑欧元的升值，人民币也在兑美元升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将自己的汇率定在1美元6.8人民币的水平，并仅允许缓慢升值的原因。这种策略效果非常好。只有当维持固定汇率会造成过度通胀的情况下，中国才会考虑货币升值。
采访者：中国在金融市场上对资本实施较强的管制。您认为中国应该放松资本管制吗？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中国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吗？
Robert A. Mundell:当着对中国自身有利的时候，中国就应当放松资本管制。我认为这么做的好处就是会使人民币可兑换。人民币也会立刻成为SDR的一篮子货币之一。放开汇率的管制会统一股票市场。上海在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上会有很快的进展，这也会催生出更多的改革。信用评级机构也必须更加开放，才能够进入中国，帮助评级体系的建设。中国拥有成为世界性金融中心的潜质。
Robert A. Mundell简介：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曾担任包括多个国家政府、联合国、IMF、世界银行、欧盟、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美国财政部、泛美开发银行以及全世界多家公司和研究所的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