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经管学院院长
改革开放初期放开金融市场必然会存在风险，但是现在我们的市场化体系已维持运转了三十年，特别是经历了最近十几年的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如果金融市场仍旧不够开放就会遏制民营经济的发展。
记者：梁妍洁
记者：您在本次会议中提到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金融民主”，这是以往学者鲜有提及甚至无人提及的。您可以先进一步阐明一下金融民主的内涵么？
孙可娜：这还要从本次论坛的主题说起。本次论坛主题是“亚洲智慧”，我提交大会的论文题目是“中国的金融智慧与政策思辨”。我觉得，金融不是教科书式的循规蹈矩和照搬照抄，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的金融智慧。在这点上我们应借鉴美国经验，美国一次次成功地摆脱危机的困扰，无不得助于它转危为安的金融智慧。金融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金融民主，对内民主，对外开放，应该是金融市场活的灵魂。
民主还是集中？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问题。市场体制的重要特征应该是自由、民主、开放，金融民主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一个缺乏民主的金融市场必然是一个畸形的市场。中国金融改革旷日持久，但迄今为止，市场并没有真正开放，金融并没有走向民主。金融权力，还高高地集中在政府手里，对于民众，自主地介入金融行业还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求。这不能不是中国金融的悲哀。
记者：那我们应该如何具体将美国经验借鉴到中国金融市场中呢？
孙可娜：美元现在仍是世界货币体系主导，如果我国仍旧追随世界主流，那就永远无法超越它，因此为何不另辟蹊径。如果我们想要在其他方面占据一定份额，就一定需要美国切割自己的份额分摊一部分给我们，因为整个世界分工就是如此。因此在国际上如果跟着别人跑是跑不过去的。我们需要拥有自己的智慧，即不一味在别人身后追赶，而是充分认知和放大自己的优势，不失时机地调整一下方向，机智地从排尾变为排头。我们国内市场很大，但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别大，因此作为权宜之计，可以眼睛向内，巧妙动用货币手段，通过让利于民来调整经济不平衡现状。虽然复旦副校长在论坛总结发言时提到，一体化是上海论坛的共识，因此亚洲应该加大外贸出口，这个趋势不可逆的。但作为一种策略，我们未必像以往一样地表现出向大国出口的强烈愿望。之前的中国政策稍微欠缺灵活的智慧和策略，基本上是模仿性与滞后性的，对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维持在应对现状、照方吃药、恨病加量。但是找不到根本病因，盲目加量，这样做的最终后果是正效应并不显著，负效应日益积蓄。
记者：中国培育这种金融智慧对于整个亚洲的发展可以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孙可娜：我国常出现这种状况，即制定第一个政策产生副作用，后面不得不跟进补救政策，产生这种状况根本上由于我们自身缺乏谋略与智慧。美国就很善于变被动为主动，现在美国欠了很大一笔外债，但在各个方面仍旧得风得雨。这给我们的反思就是应该有自己的智慧。我认为大会主题选的特别好，因为欧美发达国家飞速发展，但不可能一直像少年成长到青年般保持快速发展。而亚洲是新的增长点，国际资源开发积极程度和国际热点不断东移，同时国际之间的交往活跃起来后已经把亚洲整体带动起来了。
美国现在把目光放在亚洲，可是中国作为亚洲一个大的成员国，更应该在亚洲形成它的影响力，比如推动建立五国集团、兴办银行或者区域类共同体。虽然做起来比较麻烦，但是我国应具备这样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美国之所以能够插手亚洲、日本与我国周边的一些事端，一方面是为了在亚洲站住脚，影响亚洲发展；另一方面亚洲是巨大经济增长点，资源丰厚，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市场。如果与周边国家关系都不和谐，那就更难走向世界舞台。服务亚洲，不仅是中国应有的金融使命，而且也是中国金融智慧的重要体现。
记者：之前提到了我们应该树立亚洲金融战略计划，那将视角收回至国内，我们如何具体践行我们的金融智慧呢？
孙可娜：中国现在很多招法都是凯恩斯时代的一些简单做法，棋动一招满盘皆活的金融谋略。比如我们维持经济高增长主要靠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消费是很重要的一环，消费包含对内和对外消费，这两者形成经济循环，控制供求平衡。但是我们现在却愈加表现出对出口依赖的趋势，对外贸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看上去是好事，实际成为我们的软肋，更容易受制于他国。所以这个问题不容小觑，特别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经过5年过渡期，已经逐步把金融牌出让给海外了，然而我们金融行业对内的开放和民主却没有很大的起色，由此产生很多问题。比如中国提出金融体制改革，在温州对中小企业搞试点，但是就全国而言，整体资金运行和经济发展结构是不匹配的；比如金融业内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难已经成了困扰已久、久治不愈的老生常谈；第二，随着民间资本的大量积累，由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移是一个规律，这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前提。在我国，大量的产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想转行进入金融领域的愿望迫切，但经过三十多年始终不能合法进入金融领域，只得被迫走向地下。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金融资源分配不公平，金融权力不均等，金融市场并未真正对内开放。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是自由竞争，政府的责任是建立必要的法规，按照法规对金融市场进行约束，实行有效监管和调控。现在的大银行也存在着风险，与境外同等类型的银行作比较的话，我们银行的不良资产的比例更高，而效益则要低，所以不放开金融不等于就锁住了风险。防范风险的有效手段不是金融垄断而是市场竞争。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必须谨慎地放开金融市场，那么，在我们的市场化体系已维持运转了三十多年，特别是经历了最近十几年的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之后，如果金融市场仍旧不够开放就会与整体经济结构发生严重的错位，最终遏制民营经济的发展。而目前金融市场不民主集中表现在一般资金进不去，小企业资金需求求门无路，大资金服务大企业已成定势，所以我国大量存在的非公经济贷款难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金融民主的推进。
另外，金融民主还体现在这次两会中提到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上。现在资本市场只有股票、债券和基金，但是中国的股票一旦上市就不能退市，上市成为一种套现和长期融资的手段。企业若达不到上市标准本应该退出，但实际下市非常困难，没有任何市场的对接。因此，在我国上市就相当于一步登天，好不容易迈到这里就无回头路，于是造成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现象。所以资本市场供求的结构也十分单一化，这也是金融市场不民主的一个表现。单从国家大方面来说，一个民主的金融市场蕴含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目前我们的市场体制在不断完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分层，市场比过去开放得多，应该可以把金融市场口子放开，让公众在这里获得多样化的身份，更广泛的空间，迸发出更多的创新动力，开发形式多样的金融工具，形成更加活跃的市场行为。
记者：除了开放股票、证券、基金之外，您觉得还有什么方式和途径可以让中小企业真正走进金融市场，活跃起来？
孙可娜：除了上述这些改变之外，我们还可以把柜台市场打开，并不一定只通过上交所，深交所才可进行交易。第二，产权市场应该打开。经营一段基金，投资一个产业，只有进入的时候就能看到明确的退路，投资人才敢进入。如果市场没有给予退路，投资人就会变得谨小慎微步步惊心。股票市场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股东可以随时进出，别的市场就不然。如果我们把所有企业的资产缩成一个定数的话，最终能上市的只占很小比例。但如果能开放产权市场，在上海和天津，南北方各建立一个产权交易市场，将会成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文化产业也可以开放。现在第三产业占比很低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和理念是固化的。如果知识产权可以上市交易的话，知识产品的重要性将大大凸显。第四，2008年以来美国受制于金融衍生工具过度运用。实际上，金融衍生工具作为金融创新是一种不可逆的发展潮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用好这把双刃剑而不是因噎废食。中国如今所缺的不是金融衍生品大行其道而是太过不足。如果中国想和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同台竞技，就必须深入对金融衍生品的了解和运用。现在我国的金融行为基本上是单向的，不是引入国外资金，就是把本土资金用于海外投资。而更为聪明的行为是像华尔街一样成为世界资金的集散地，不是为自己使用，而是为了世界资金进行周转。我们若想像华尔街一样把世界的资金吸进来，就必须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为此，金融机构一定要多样化。机构之间的联合也很重要，这是一种变“加法”为“乘法”的效应。如果我们能在上述四点进行开放与创新的话，我们市场的层次就多了，选择的余地也多了。
记者：这次论坛的主题是用亚洲智慧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结合金融智慧来讲，您认为什么是亚洲智慧？
孙：我觉得亚洲面临的环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谈亚洲智慧其实可以类比70多年前，尤其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的欧美智慧。面对一种越来越不利的国际环境如何以全新的理念进行治理，以及在近乎崩溃的金本位体系下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无不体现了当时的大国智慧。后来欧洲联盟以及欧元的出现，其实也体现了一种区域智慧的理念。反观亚洲，亚洲各国不能各自为政，而应该借鉴欧洲的经验，求同存异，更多地寻求合作，以期实现双赢和多赢。而作为大国的中国，多做一些贡献也是值得的。我们应该在周边的区域内形成自己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们要把握好这样一个契机，让整个亚洲变得更为团结和谐。
孙可娜简介：
天津市金融界著名教授，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知名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中国金融风险的内生因素与制度创新》、《货币金融学》、《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