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敦大学巴特雷特城市规划学院规划讲座教授
混合型的模式，既具有发展中国家开发型政府的特点也具有西方的欧美的市场导向的特点。它既是经营型，又是企业型的。在这个模式中政府只是为企业开发提供环境。
记者：徐黎彤
记者：在城市创新体系中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不同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同时它们在利益价值追求上也具有很大差异。有人认为这就是我国未能真正构建起良好的城市创新体系的原因，您是否赞同该观点？政府该如何协调这种差异性，使得这个体系更好地运作？
吴缚龙：不完全是这样，中国城市创新体系现在也面临着很多其它问题。以中国的生物科技产业为例，缺少持续性的资金支持、风险投资不成熟、产业与研究之间联系不紧密、知识产权缺乏保障等都是制约其发展的因素。
至于政府面对这些问题该如何应对，我想政府虽然在创新体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它并不居于主导地位。在中国的创新体制中，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则主要扮演着服务于战略规划与城市布局、提供社会服务的角色而并非领导。相反，其实在前面提到的中国生物科技产业面临的问题中，有很多和政府的政策以及国家赞助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例如，公司、科研机构、学校之间联系不紧密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应归结于生物技术集群的真正驱动者是政府，而不是私人风险投资或者是制药公司。只有当公司成为了科研项目的资金注入者时，科研成果才能更好地实现产品化。如果以政府财政充当资金来源，科研机构很难与公司取得联系，进而堵塞了研究成果市场化、产品化的道路。
在以后的发展中，我认为政府应该更加鼓励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增强研究、工业以及市场三者的联系。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提高专利的利用率。在人才战略方面，我认为政府应该意识到单纯引进科学人才是不够的，中国目前的发展更需要富有冒险精神的、懂的科学知识的企业家。
记者：您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了“中国范式”的城市转型模式，中国城市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是否是这种范式的一种体现或者是完善？
吴缚龙：“中国范式”的城市转型模式并不是一种赞扬，它也不是一种范例。这种模式是政府利用土地来吸引投资发展制造业，在经济飞速发展后，再通过回收把土地重新用于居住和商业。期间，通过土地出让得到的收益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然而我们已经很清楚这种土地划去产值的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大家已经认识到需要实现产业的更新。故而在新的体系下更加强调创新，强调发展高科技产业。
记者：您能否总结一下中国城市区域创新体系的特点？
吴缚龙：中国城市的区域创新体系是一种混合型的模式，虽然国家也出台一些自主创新政策，然而实际上很多创新机制是地方政府推动的。除却政府外，这个体系中的主导因素有很多，例如城市、企业、市场等。企业之间的网络联系、地理上的邻近导致知识的溢出、企业的创新。但地理上的邻近是不够的，科技园区的建立还同城市核心功能有密切关系，只有完善城市配套设施，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才能够吸引人才、促进创新。另外，通过的张江生物科技园区例子的可以看出，它还是一种市场导向的开发。
记者：新一届领导班子将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面对新的情况，您对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有何展望？
吴缚龙： 李克强总理提出了新型城市化的概念。这意味着城市化将从以土地为中心的模式转变为以人为本的模式。前者是一种由资本驱动的城市化，是一种不完全的城市化。它将大量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旧屋拆迁。这种模式往往拒绝把拆迁移民看作是城市居民，然而把他们安置到城市中又是不可避免的，故而，大量拆迁农民被排斥于城市公共服务范围之外。这种现象与城市化提供城市公共服务的本质相背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必须要改革它的户籍制度，因为它不仅区分了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更意味着把农村居民拒于城市社会之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是与国家粮食供应挂钩的。把农民隔绝于城市之外有利于实现国家主导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化。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及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已被奠定，户籍制度已然不能阻挡和限制劳动力的在市场中的流动。但却限制了进城务工人员的地位，削弱了他们的消费积极性，这不利于中国把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更加强调国内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另一方面，在城市住房问题上，农民工也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们既没有资格获得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也没有能力购买商品房。户口状况限制了他们卖房的能力，成为了他们在城市安家的障碍。于是他们只能栖于廉价而破旧的出租屋，这些出租屋聚集起来形成了城中村。并且，这种临时居所还长期收到拆迁的威胁。因此，渐进的户籍制度改革是很有必要的，也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
除却户籍制度改革，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还需要地方政府转变他们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要从土地交易中的企业家转变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一些官员把城市化看作大兴土木和进行城市扩张的契机，这有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为避免这种情况，新型城市化强调人的特性多于发展的特性。为的就是要让移民者享受更高的工资，并使现有的城市居民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除此之外，新型城市化还意味着更加包容不同的建筑环境，更加注重居民的实际需要以及更加便利人民的生活。故而，在规划城市时，中国应注意避免大规模的拆迁和建设规划的单一性，也有必要放弃资本密集城市化下的巨型城市建设。生活质量应该成为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指标。它意味着提高人们的发展资料消费和享受资料消费。最后,政府应该大力关注环境，解决城市卫生问题、城市绿色发展问题等。这不同于以往片面强调恢弘大气的城市美化工程，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旨在发展可持续型的和生态友好型的社会。
吴缚龙简介：
南京大学学士， 硕士。香港大学博士，博士后。现任英国伦敦大学巴特雷特城市规划学院规划讲座教授。2001年获得Habitat International颁发的Otto Koenigsberger奖。专著于研究中国城市化、城市与区域管理、城市贫困问题、社会空间差异、城市振兴以及动态城市模型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