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执行主任
怎么能够在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社会要求越来越丰富的环境下一方面保持优势，另一方面进行升级，这是比承认制度优势更重要的问题。
记者：刘璐茜
记者：您曾经提到过，我国重大政策决策的制定过程应当注重学习借鉴那些国家规模较大、发展水平与我国更为接近的国家，这有利于提高针对性。事实上很多这类国家都处在我国周边，您认为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当如何处理全球视野和地区主义的关系？
杨雪冬：之所以要学习发展水平比较相近的国家，主要是因为彼此间面临的问题有更多的相似性，也更容易就问题的解决进行深入的讨论和交流。现在国内一些人主张学香港或者韩国，可能有些东西可以学，但实际上中国从规模或是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影响力来说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所以很难真正学到什么。
从全球视野和地区主义的角度来说，中国过去30多年来再对外关系上除了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外，更多地是在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比如与俄罗斯领土争议方面的谈判，比如支持中亚国家发展，成立“上合组织”，比如积极参与东盟的谈判，甚至与韩国、日本等东北亚国家有很多新的合作机制上的尝试。应当说中国正在努力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周边环境。但中国在整个东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周边除了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外，更多的是一些小国，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与中国在历史上存在各种复杂关系，甚至是痛苦的记忆，比如对日关系，所以对中国来说在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要推动区域合作面临着很多障碍。
东亚近年来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地区，但在政治方面存在严重的猜疑和互不信任。整个地区的发展在政治层面的合作始终还面临很大障碍。未来想要更好地处理好全球视野和地区主义的关系，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在政治层面建立互信机制，更好地处理历史问题，使中国对本地区的发展起到推动和带动作用，特别是妥善处理领土争端问题，减少与东盟不必要的经济摩擦。
记者：近期由于领土主权等问题，我国与周边一些国家的关系并不那么缓和。您认为我国应当如何改善目前这种局面，更好地实现国际合作？
杨雪冬：我想最重要的是对历史问题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各国都在为此努力，但实际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中国、韩国等在二战中受伤害最大的国家的合理要求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相关国家应当坐下来认认真真谈这个问题，充分阐发各自的立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短期内有很大难度。相关国家如日本在价值观和文化上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大障碍。我想还是要靠日本这个民族自身去解决问题，简单靠外部的抗议压力很难有突破。
中国长期在很多有争议的问题上都采取了搁置的做法。但现在越来越多以前被搁置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其中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中国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周边国家的不适应，利益和发展的触角延伸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引发了冲突。从政治角度来说，还是要进一步推进双边或多边对话机制的建设，而不是简单地相互攻击使问题升级。当然对话本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当前没有哪个国家能离开对方发展，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应该让更多国家认识到共同利益所在，而不是把矛盾无限放大。
记者：我国是金砖国家的一员。您怎么看待“金砖合作”对于打破西方的主导性、建立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新秩序的作用？
杨雪冬：金砖国家发展水平和规模相似，在国际事务上的态度上能够站在一起。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能够通过相互合作在发展上相互支撑，有利于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合作组织，比如现在正在讨论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以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由西方国家主导，但对新问题的回应和应对能力存在明显缺陷。如果金砖国家能够探索出新的体制，对于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有很大好处。当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去替代现有规定和秩序的，更多地是作为支撑和补充。
记者：亚洲国家与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政治方面的治理模式是否存在一些独特的优势？中国又应当如何利用这些优势走出中国特色的政治治理模式？
杨雪冬：这个问题现在讨论也很多。金融危机之后，很多西方国家本身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当然他们在说自己问题的同时，也是以中国为参照系，说出了中国独特的优势，比如长期的战略规划（如五年规划），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决策效率更高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某种意义上说明了西方社会现在能够用一种更正常的心态来看待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治理模式。客观来讲，如果承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就应该意识到在成就背后有独特的体制在支撑着它。这种体制有很强的功能和合理性，当然它也面临许多问题。怎么能够在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社会要求越来越丰富的环境下一方面保持优势，另一方面进行升级，这是比承认制度优势更重要的问题。
记者：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一方面要把权力还给社会，使国家的职能向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转移，以缓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冲击力；另一方面国家间竞争进一步加剧，对包括经济社会方面的国家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两方面的要求在中国国情下应当如何协调？
杨雪冬：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认为国家职能会越来越弱，但后来发现它并没有越来越弱，某种意义上反而增强了，国家职能的规模在调整，政府支出在扩大。对中国来说面临着很多和西方相似的问题，也有很多特有的问题。一方面还是必须要把提高国家能力作为非常重要的任务，另一方面国家也要重新认识国家与社会、个人的关系。过去国家可能可以代表社会，掌控经济，约束个人。但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强大，市场功能越来越完善，个人素质和要求越来越高，就需要更清晰地划分三者的界限。国家既要让社会、市场和个人充分发挥作用，又要提供其需要的支撑。政府从管理向服务转变，国家要增强协调性，保持自主性，既是社会的一种要求，也是改革的方向。这些年我国改革最快的是经济领域，特别是在行政审批方面，这就是市场化的需求。现在大家最不满意的其实是个人生活领域。下一步改革需要在社会和个人生活领域慢慢深入。
记者：如今中国网民数量已达总人口的近一半，互联网在带来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治理过程中该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
杨雪冬：网络是一个新生事物，发展速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尤其是政府。政府一直在努力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比如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提高决策透明度，与公众进行一些交流对话。但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网络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革命，更重要的是带来社会组织形态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对政府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现在大家对政府管理网络最不满的是管太多太严，其实正说明政府没有很好地把网络利用起来。政府一是要更好地认识网络，把网络的变革和政府的改革创新结合起来；二是摆好自己的心态，在网络时代不存在信息的核心，大家都是水平存在的，政府只是一个周转信息的节点，更好地把信息传播出去。政府发布信息通常比社交网络要迟缓，一个信息要发布政府要先接受，内部还要审核，特别是地方政府更为滞后，从而陷入被动。所以政府要发挥信息全面性、准确性的优势，这样才不至于处于劣势。
记者：您认为上海作为一座国际化、开放化的都市，在中国的整个改革进程中是否起到什么特殊的作用？您能为我们展望一下不远的将来它的发展轨迹吗？
杨雪冬：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当然处于前沿，最典型的就是浦东。上海具有的独特优势，一是国内一流的城市管理水平，从基础设施、人性化设计都可以看出，发挥着一种示范性的作用，现在中国发展迅速，可能会有越来越多大规模城市出现，这些城市应该能向上海学到很多东西；第二是中国的对外窗口作用，上海能够更好地把中国的发展用一种国际社会更熟悉的方式传达出去；第三是机制改革上的突破性发展，行政甚至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值得期待。未来上海还是应该发挥带头人的作用，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和政治管理水平。就像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相信上海也会成为一个更加适宜居住的城市。
杨雪冬简介：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执行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全球化、中国地方政治、政治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