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主任
中国要圆“中国梦”，根本在于实现人民幸福，实现人民幸福就需要参与全球治理。我们要对国内文化有信心，如果像过去一样关起门来是没有前途的，仅仅向西方学习抛掉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不可以的。结合这两者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促进国家富强，进而实现“中国梦”
叶江: 全球治理问题应借鉴中国儒家思想
记者：梁妍洁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后阐释了“中国梦”主题，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梦想。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梦的呢？
叶江：可以说我国已经实现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但人民幸福感却在不断降低。这种情况下，民族复兴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我认为这三者应该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圆“中国梦”，因此国民幸福十分重要。在分论坛（“用亚洲智慧解决全球治理问题”）中，国家编译局的杨雪冬老师也谈及了国内治理重要性，即我们今天一定要追求国内人民幸福，这需要通过儒家文化中提倡的“善治”来实现，即在国内建立良好的治理机制，尤其是在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
记者：提到国内治理，实际上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您在会议发言中也提到将儒家思想核心与全球治理理念相结合。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寻找结合点或问题切入口呢？
叶江：儒家思想核心是“仁者爱人”，即在治理中我们要以人为先，以人为本。因此治理主体不应仅仅是政府，还有社会、市场。国家、社会、市场间若要实现相互平衡，其中每个人都应扮演重要角色。人不仅应被管理，更要参与管理。但如今是全球化的世界，很多国内问题也是全球问题，反过来，一些全球问题也会对国内人民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这些问题无法由一个国家单独解决，某个地区大量释放二氧化碳，对整个世界都可能造成影响，这类国际问题把国际边界打碎了。因此，如果要真正实现国内复兴，我们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因为任何大国不可能独善其身，不可能实现单独发展。
但我们在参与全球治理时，也需要具备有自身的文化底蕴、传统理念，有我们独特的亚洲智慧与中国智慧。我个人认为亚洲智慧与中国智慧根植于“诸子百家”。从目前来看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一些核心思想，如“仁”“爱”。我认为儒家的一些重要思想对今天的全球问题治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如“人性本善”，我们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可以把善的一面发扬光大。同时儒家强调观念和谐，即我们可以持有不同的观念与文化，可以做到各种文化和谐相处，“和而不同”。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超越西方一些诸如“性本恶”——人们需要被制约、平衡的思想，我们应坚信“人性本善”，发扬善的力量，推进善治。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进一步把儒家思想发扬光大，这对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会有很大帮助。我相信古老的思想在年轻的全球治理中总有发扬光大的余地。
因此，总结来讲，中国在今天要圆“中国梦”，根本在于人民幸福，人民幸福在于要参与全球治理。我们要对国内文化有信心，中国若像过去一样关起门来是没有前途的，仅仅向西方学习把老祖宗的优秀传统抛掉也是不可以的。这两者的结合才能真正促进中国参与，帮助国家富强，真正实现圆中国梦。
记者：本次会议是以亚洲为中心，我们知道中日韩均为亚洲重要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占亚洲约七成，三方为了扩大贸易合作成立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但近期由于朝核、领土主权等问题导致三方关系并不和缓，在这种情况下您对三方的经济合作抱有怎样的预期呢？
叶江：我还是想从文化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三国在文化根源上应该是相同的，三国在古代共处东亚文明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从这点上来说，今天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如果大家都能以善心相待的话，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然而这个区域实际上过多受到外来强权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日本，日本之所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动侵华战争，实际是受到西方强权逻辑的影响，但其至今仍未对历史产生清醒认识。中日韩三方应将治理方式与传统儒教思想相结合，从寻找共同利益处罚，搁置敏感问题，搁置争议，然而现在中日双方缺少搁置争议的共识。搁置争议可以算作儒家文明的传统，即不走偏激之道，通过走中庸之路，问题就可以很好解决。
反过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整体是和平的，为什么这个区域却处于整体潮流之外呢，关键在于这个区域并没有恢复到老祖宗强调的“和而不同”的和谐关系。中日韩在东亚应扮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在区域内尽可能推进“善治”与“人治”，在维护区域和平的同时尽可能地遵循儒家传统思想，这样三国不管是在经贸、文化还是政治领域都可以有很广阔的发展合作前景。这需要东亚各国共同努力，当然基础是日本对自己的侵略行径和一些历史问题产生清醒认知。
记者：那中国对此应作出怎样的努力，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叶江：对国内来讲，我们可以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吸收更多营养，更多用善治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在研究国际政治的时候不要只简单学习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而也应关注一下我们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因为儒家文化在当今仍旧是很有生命力的。这样东亚乃至整个世界才能避免像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到的安全困境模式的形成。他认为这是客观规律，但我认为现阶段由于全球化发展与全球治理不断推进，完全可以避免这种大国关系模式与强权政治逻辑，走向和平之路。这个想法可能有些理想化，实际上我们有些方面的确在这样做，如果各国仍秉持强权逻辑，那战争便会不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各国仍在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谈判与沟通。这就表明和平之路是全球政治的一条新道路，因此现在的全球治理之路虽然艰难曲折，但我认为它确实预示着未来世界发展方向。
记者：您提到我们应吸取儒家文化精髓，实际上我们正是这样做的。但日本单方面不承认历史，在面对中日关系问题时总是搞“舆论战”，以虚假造谣方式蛊惑民众。因此在中日关系上中国实际处于被动地位。如今我们要推广儒家文化，日本心理上可能会接受儒家文化在东亚文化的地位，然而行为上是没有表现出来的。这应该怎样解决呢？
叶江：日本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日本现在的思维是中国不断强大，威胁着日本的发展，因此试图遏制中国发展。如果我们持有相同的思维方式，即在面对他们对历史不负责与对现实虚假造谣上，也采取强硬方式，这定会造成“安全困境”。因此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应持有“和平发展为主流”的观点，采取和缓的方式、不以激进的态度对对方或者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那么解决问题的余地会更开阔。当然在领土、主权、历史问题上我们绝不能让步，对于不让步采取的方式，我们可以用之前邓小平时代曾主张过的搁置争议，在我们这一代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解决该问题的时候，就想方法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同时各国积极参与共同管理，使区域走向和平。这样整个国际舆论会自然地倒向中国。实际上现在的国际舆论并不利于中国，一个原因是外国人对中国存在偏见。如果我们寻求和平解决之路，我们的国家形象在世界眼中会有所提升。约瑟夫奈很重视软实力的地位，我想，在这样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之下国家形象的高低变得更为重要。
我的以上想法在当今并不占主流地位，但当今占主流地位的一些思想实际会对国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中日矛盾中，主要责任在日本，这毋庸置疑，但是在应对他们掩盖事实的时候，我们的舆论是否在用完全正确的方式在处理，这些都需要我们思考。一方面我们强调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但另一方面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并未体现出这样的精神。很多人可能将全球治理作为权宜之计，认为它的本质是权力斗争，但我认为它恰恰是我们需要坚持的政策与目标，我们需要真心实意地认识到今天世界的改变，我们在接受传统的思想同时也要吸收新的观念，中国只有树立这样的目标才能使人民实现真正的幸福，才能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
叶江简介：
1955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硕士、复旦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做访问学者，为剑桥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同时兼任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