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教授
我们该关注的不仅是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的构建，更应该关注如何让国家有效地参加到全球能源安全体系的构建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关赫楠
记者：从1980年联合国召开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以来，新能源的开发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现在已经30多年过去了，您能总体性地介绍一下中国及世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情况究竟如何吗？
张希良：在过去的30年，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就我国而言，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技术水平的进步，例如风机的效率从30年前的100瓦到300瓦变成现在的1.5兆瓦；第二是成本下降很快，风机成本由20年前的1万5下降到今天的4000元。总的来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来看，前二十年发展缓慢，近十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主要得益于世界各国不同的扶助政策：我国04年提出的《可再生能源法》 、00年德国提出的购电法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创造了有利于发展的环境，其长期可靠的收益，促使投资者为可再生能源的研究投资。
记者：您在会议中提到可再生能源近两年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平台期，那未来几年有突破平台期的趋势吗？
张希良：可再生能源前几年很火，而现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确实遇到了瓶颈。从国际视角来看，主要因为近年来德国、中国、西班牙、印度、巴西等国出台的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成本下降、装备产业发展的政策是有期限性的，各国需要重新讨论第二期计划，要不要继续发展可再生能源；而中国的问题更突出：首先可再生能源事业原来很小，政府也有很多优惠政策来扶持，例如收取电力附加费来补贴风电，但是随着可再生能源事业做大进入平台期，再要继续发展面临的困难和1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举个例子，风机装电功率现在已经变成6000万千瓦，还要提高，就要提高电力附加，这需要社会范围的讨论决定。另外我国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资源和人口分布不均，拿电力问题来说，电力资源在西部，用电用户却集中在东部，如果要建新的输送电路则需要增加成本，提高附加费，这也是一个需要获得全国共识的问题。总之可再生能源发展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些利益、政策、体制、技术问题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现在必须解决，换句话说，可再生能源面对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
记者：现在各个国家都对新能源开发市场很感兴趣，也各自做了很多尝试，您认为国外的新能源政策以及新能源开发技术，有哪些成功和不足，能不能帮助解决我们现在面对的平台期问题？
张希良：首先我国新能源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国的新能源投资世界第一，装备制造产能也是世界第一，包括德美在内的很多国家发展势头并没有我们这样好，同时他们也正在面临我上面所说的第二期的问题。另外，可再生能源概念提出的这30年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的挑战像我们国家那么大。欧洲国家国土面积小，面临的挑战相应也小，同时欧洲统一电网供电，使欧洲国家电力调节能力也相应变强。我们国家面临的电力资源和人口分布不匹配的问题，跨省输配协调的问题都不是欧洲各国可以比拟的。现在国内遇到的问题是各种矛盾发展到临界点了，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顺利渡过平台期，也是给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案例。
记者：针对中国能源问题，中国能源的消费格局至今未有大的改变，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预测，2013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可能突破60%。您认为未来几年我国对能源结构将进行怎样的调整？
张希良：我国过去20年能源结构变化不大，煤炭占能源总量高达70%，未来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例达到25%，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天然气比例提高一些，煤炭降低一部分（降低可能比较有限），能从现在的70%降低60%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而且我们要中国背景下谈结构问题，中国人口多、消费总量大，提高比例就很困难。这些年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发展日新月异，对一个小国家来说相当于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在中国这只是改革的一方面，中国国家庞大，结构改变很艰难，要很大的作用才能改革改过来。另外依存度的问题，近期主要是交通方面引发的，机动车辆增加很快，同时，我国本身产油量很有限，每年2亿吨的水平，再产油就很贵了，无法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形成竞争。但以我的观点，我们不能只强调国家石油进口依存度，更应该建立一种国际能源安全观，从全球石油市场视野来看问题。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国际能源安全观，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张希良：我认为我们该关注的不仅是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的构建，更应该关注如何让国家有效地参加到全球能源安全体系的构建里，发挥更大的作用。石油对外依存度很高不一定是不好，60%甚至70%的对外依存度也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另外，占我国总能耗70%的煤炭其实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也是靠进口来满足需求的。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够积极介入欧佩克等一些国际性石油组织，参与一些国际能源安全体系的建立。
记者：就您刚才提到的煤炭问题来说，实际上我国能源结构积重难返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过重，您认为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能达成十二五规划中要求的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的11.4%吗？
张希良：首先我国能源结构积重难返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高达7000万吨，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在近期满足不了新增量，而化石能源煤炭能满足这一新增量，所以更有竞争力；二是经过多年的能源建设，煤炭冶炼等的基础设施已经完备，如果要全面更换成最新设备也是一笔非常庞大的费用。但是我认为，我国未来能源需求还要增长，在不造成环境破坏和重大事故的前提下，我国煤炭的可持续产能却有一个界限，大约在30到40亿吨，完全用煤满足不了发展需求。能不能达到十二五规划中的预期，则取决于未来的经济形势，如果未来一段时间经济不那么快增长，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0亿吨左右，我们很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记者：几十年前就有人在说，石油资源只能用50年了，而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石油，那您怎么看待化石能源储备量的问题？
张希良：这其实是一个动态的问题，我们应该从未来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不能忽略技术进步这一重要影响因素。50年前我们就说石油只能再用50年了，我们现在还是这么说。事实上，过去20年能源领域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耗竭量，按过去的用法、技术水平是有耗尽的一天。但是在今天，随着效率的提高、新能源的出现、石油的勘探技术进步，开采水平的进步，过去开采成本太高，无法开采的能源现在也可以开采了。另一方面页岩气作为非常规天然气的突破，改变了世界能源结构和贸易格局。
记者：中国经济结构也面临改革，您认为这一契机能带动能源结构转变吗？
张希良：我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低碳城市化、工业化进行到一定程度，我们自然可以使用清洁能源，像在北京现在所有的供暖都在使用天然气，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带动能源结构转变。
记者：能源的使用影响着我们的环境安全，比如PM2.5问题主要就是煤炭或汽油不完全燃烧造成的，您认为能源结构和环境气候两者之间又有怎样的相互作用？
张希良：煤炭是PM2.5的主要来源。解决PM2.5问题需要尽量把环境保护问题包括在国家能源战略里，不仅要继续发展天然气、核能、可再生能源等非煤炭能源，做到能源供给多样化，同时也要再发展洁净煤的利用技术。降低低效率污染的煤炭使用方式并不是说使用煤炭不好，而是要调整煤炭布局：利用我国煤炭多的优势，研究煤的汽化、分离煤炭中污染物等技术实现能源的清洁利用。
记者：福岛核泄漏事件对中国未来核电项目的发展有没有影响？您认为中国新能源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张希良：中国已经重新评估了所有在建核电项目，并且确定了继续重点发展核电。在中国新能源发展问题上，我是个乐观派，虽然现在能源供需有一定压力，但是站在全球的视角来看，有很多解决渠道。而且我国天然气管道建设、液化天然气的进口也有很大进展，很有可能在2050年达到煤炭、天然气及石油、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的多元化体系。同时我们还有注意到我国能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国每年能源消耗总量太大，每年新建电厂规模相当于整个英国目前的能源消耗量，这么大的新增量要求我们必须做好节能。
张希良简介
张希良博士现为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教授，博导，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教授是我国《可再生能源法》（草案）专家建议稿起草小组负责人之一。张希良教授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和我国《国家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能源供应章节的主笔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