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
要相信网络舆论具有某种对冲的功能，不一定都是政府出面表态，不妨让左翼和右翼，精英和草根在网上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让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网上对冲，偏激的声音在这种对冲中会趋于消亡，而理性中道的声音会占上风。
记者：高天齐
记者：1991年出现了您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有效地促进了改革开放所需要的人们的思想解放，而今天的中国也处于政府管理、医疗体制等全方面改革的关键时期，您对中国新闻媒体目前在转型时期的表现如何评价？
周瑞金：今年一月，新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考察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的时候对新闻工作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就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理念，使报道贴近读者的需求，符合干部群众的口味，同时抢占舆论高地，掌握话语权。
但是当前新闻工作的现状是我们的新闻理念经常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脱离实际，不能切中实地。特别是面对互联网、微博等等自媒体和网络意见领袖的活跃，话语权也并不总是在党和政府以及官方的媒体手中。党的新闻工作如何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需要我们总结新中国成立64年来的经验教训。
这些经验教训集中归结起来，我认为有两点。第一点，党管新闻的底线必须坚持，这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保障；第二条，党管新闻的方式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针对时代的新变化、传播技术的新发展、人民群众的新需求，不断地调整党管媒体的策略、途径和技巧，对其进行科学管理、民主管理和依法管理，始终注重新闻宣传的实效。
我是1962年秋天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到解放日报工作，31年以后调进了人民日报社工作，从我五十多年由地方党报到中央党报的工作经历，我认为这两条经验对我们都太重要了。
记者：最近的搬迁钉子户、上访被劳教等事件其实是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体现，这些事件在舆论上引起了很大的反映，但是对于这些负面的热点新闻，涉及到地方政府利益，媒体的报道有时稍显不足，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周瑞金：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是新领导人的虚怀若谷，高调地宣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的期待，但在新闻媒体和互联网上经常被遮蔽了。从周口强制平稳到山东地下水污染，从贪官的假释到清华大学朱令案、北京的京温女孩自主坠楼案，很多舆论的热点问题并没有解决但后续报道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的凸显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负面新闻是相当正常的情况，不正常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温水煮青蛙似的麻木不仁。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在激进、积累和叠加，需要及时来化解，要警惕和制止社会的动荡。但是思想宣传部门毕竟不同于政法部门，我们既要帮助地方政府灭火，更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全国思想文化的生态治理上来。思想宣传部门要做国家意识形态浇灌的园丁，要做全民政治共识的强烈的黏合剂，要做知识界、文化界的优秀的统战工作者。
记者：人民日报在发表的5篇主旨为关注“社会心态”的系列评论中提出要允许“异质思维”，目前已经有一些这样的报道刊登，那么具体而言什么是“异质思维”呢？
周瑞金：异质思维客观的存在于相互的讨论中。正确的会被社会接受，不正确的会自己消亡，影响不同的人。所谓的异质思维实际上是不同于主流舆论的声音，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应该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这样的社会才是多元的。
然后再在宣传中统一认识、形成共识。所以异质思维其实是平常的、正常的存在，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常态的，不必要过分地看待，和党管新闻是不冲突的，要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才能更好地施政。
记者：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引发了一些争议，对于党管媒体的现行方式的思考，您怎么看这个事件？
周瑞金：今年年初发生的“南方周末新年致词事件”，虽然事发突然，有多种的因素，但是不能否认与一线的记者、编辑不满地方宣传管理的不当是有关系的。此事件后期得到了柔性处置，既坚守了党管媒体这条政治的底线，又注意掌握管理的力度和技巧，应该给予肯定。思想宣传工作也应该要配合党的总任务、总方针。
记者：有的人认为现在党管新闻的理念限制了媒体的言论，在人人都有话语权的时代，应该给让媒体更自主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您认为“党管新闻”的工作应该如何与时俱进？
周瑞金：党管新闻的政治底线不能够失手，但长期延续的新闻方式也亟待改进，我主要有四点意见：
一、做思想宣传工作要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绿叶配红花，加油不添乱。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政治局制定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深得民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应当说这就是党的总任务、国家的大方针、大政策。思想宣传管理部门的责任，就是对此认真配合，切实地贯彻落实。如果损害政治局八项规定所营造的氛围、损害攻坚困难，全面推荐改革的大好局面，影响到十八大党的中心工作这个大局，那就值得反思了。
二、党对新闻宣传的领导主要是对党和政府方针政策路线的把握，对一个时期思想动向的正确分析、应对计策，以及对新闻干部的管理，而不是直接代替总编辑办报。严格来说，当前国内不存在纯粹的体制外媒体，被舆论视为民间报刊的南方报系，其实也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旗下的子报子刊，归广东省委管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报纸编辑部的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动向的大局的研判，以及对干部的任用，体现党对媒体的权威性的管理。
坦率地说，党的思想宣传管理部门有一些领导同志像管理铁路列车运行表一样，把行政管理方式搬用到新闻管理当中，直接地介入了新闻报道方式和流程，管得太细太具体，缺乏对媒体人应有的信任与尊重，这样做大大影响了主流媒体的宣传和实效。去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此前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宣传造势，据我从网络帖文来观察，效果适得其反。比较而言，我注意到由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九篇评论，每一篇都是从网民的关切角度提出问题，旁敲侧击地支持了互联网的立法，效果要好得多。党领导媒体就包含有党的领导人应当尊重媒体工作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应有之意，千万不能低估多数编辑记者的政治责任心、职业精神和坚持改革创新的意愿。
三、宣传管理部门不宜只做地方政府的灭火队，更应成为全党、全国意识形态的建设者。在这里我想强调下对互联网的切实有效管理。网络管理不应局限于消极的删帖和注销网友的账号，关键是推动和保障社会各群体都能够上网表达，促成信息的自由流动，要相信互联网有信息自净的机制，比如日本大地震引发的中国抢盐风波，在微博上就没有任何的市场。还要相信网络舆论具有某种对冲的功能，不一定都是政府出面表态，不妨让左翼和右翼，精英和草根在网上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让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网上对冲，偏激的声音在这种对冲中会趋于消亡，而理性中道的声音会占上风，当然领导部门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放大理性的声音，缩小和忽略不理性的声音。
四、新闻宣传管理部门自身也必须接受监管，提高新闻宣传管理的科学化水平，避免公权私用和主观随意性。我们看到，一方面大众传媒监管部门十分辛苦、不舍昼夜、全神贯注，随时捕捉和制止负面新闻和议论的扩散，而网络运营商因为贴文管理任务重、所需人力多，硬是把高新技术产业做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这样的灭掉的的只是大众传播传媒中的明火，而不是基层、村头、街头的暗火和地火，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尚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就被隐瞒下来，没有能够给基层官员以必要的警戒，却给老百姓留下了误会，等到下一个突发事件爆发的时候，可能需要全社会付出双倍的成本来化解。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同时对于偏左、偏右的观点倾向，要通过自由平等的讨论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对于网友和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哪怕是偏激的表达，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不如给予最大的宽容，不宜滥施公权、前置，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手段来解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周瑞金简介：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矿业大学淮海文化传媒研究院名誉院长。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后主持《解放日报》工作，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