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
中国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第一次出现下降，印证了人口红利衰竭的基本趋势。东南亚国家并不一定比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具有更大优势。劳动力成本可否无限压到极低水平值得商榷，劳动力最低工资的限定也是有害的。
记者：陈怡璇
记者：您在分论坛中提出的“亚洲面碗”效应（Asian Noodle），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盛斌：这一概念最初是从“意大利面条碗”引申而来的。亚洲国家之间相互签订双边区域贸易，就如同碗中的面条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FTA网络。解决亚洲一体化中面碗效应带来的混乱局面，一种选择是以美国为主导的TPP，另一种选择是建立以亚洲国家为主导的10+3或10+6FTA。
记者：十年前克鲁格曼曾质疑亚洲奇迹，人口红利对亚洲奇迹是否仍有作用，您有何见解？
盛斌：十年前克鲁格曼质疑亚洲奇迹，认为东亚国家经济的增长主要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当时世界银行研究亚洲奇迹的报告中，从综合因素角度总结了亚洲高增长的来源要素，包括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教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提高、国际贸易、引进外资、产业升级等因素。对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否能系统性地提高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报告持谨慎态度，即只有当满足一系列苛刻的条件时，产业政策才能发挥作用。亚洲奇迹的启示在于发展中经济体可以依据自身的特点制定适宜的经济政策，并获得成功。而世界主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欧美国家的，倡导市场导向，通过明细产权、供求关系和价格信号实现资源配置市场化、自由化、民营化是欧美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也是“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
人口红利在东亚经济增长中曾到了认可。人口红利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是从劳动力数量上。东亚国家，包括中国，都经历了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工业，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与出口。同时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跨国公司把高劳动力成本、高污染的产业梯度性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将自己的标准技术与这些廉价而熟练的工人的劳动能力相结合，形成出口加工平台。第二是在劳动力的质量上，随着教育水平的逐渐提高，人力资本不断获得积累与提升。
中国的人口红利在数量和质量上对创造东亚奇迹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毫无疑问，目前人口红利在趋向耗散。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用工成本已明显提高，压缩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及小微企业的利润。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第一次出现下降，这印证了人口红利衰竭的基本趋势。加之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出生率下降、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速度放缓、逐年升高的城市生活费用使得返乡劳动力增加等因素，都在耗散着中国的人口红利。
面对上述挑战，一种解决方法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到中国中西部地区，但它们同样会经历与中国东南沿海一样的过程。第二种方向是转移到比中国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中去，例如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记者：如何与劳动力资源优势逐渐上升的国家实现生产集聚上的合作，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盛斌：东南亚国家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但这些国家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的差距有多大，需要数据支持。但相比之下，中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如水电、通讯、交通等方面都有更大的保障。同时，还需考虑到国外投资可能面临的的政治风险、文化差异、贸易保护主义等风险贴水。
中国需要与东南亚国家在合作中寻求共赢。在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中，特别需要注意加强经济一体化的产业整合与互联互通。在由市场驱动的自由贸易区中，各国在产品价值链或供应链上的分工与贸易，如果对中间产品贸易施加壁垒，将大大提高交易成本。因此，加强贸易便利化（包括港口效率、海关通关快捷程度、标准一致化、物流服务等）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亚洲整个区域生产体系的效率，将使得每个国家都成为获利者。
记者：在今年的博鳌论坛“人口结构、政策与经济”分论坛上，印度提出2025年将为世界提供1.3亿劳动力。学者认为中国失去“世界工厂”的优势，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盛斌：中印贸易存在互补性还是替代性，是学界一直持续进行的讨论。作为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与服务大国，印度的高端服务业以及高等教育对中国构成挑战，例如“印度的硅谷”——班加罗尔的软件制造业，以及印度呼叫中心的客户终端服务。印度高质量劳动力所具备的语言（英语）优势也为承接国际业务创造了条件，与中国相比有较大优势。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有一定上升的趋势，但从商业投资环境、基础设施、供应链体系等综合因素考虑，中国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相比较仍具竞争力。即使挪走了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不是可怕的事情，这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过程，它反而会倒逼中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自主创新的步伐，包括服务业的发展，因为它可以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
记者：亚洲劳动力需求还面临着另外一种转移趋势，是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回本国国内，例如奥巴马开始致力于美国的基础行业建设，苹果公司也逐渐将生产厂商移植国内。其原因和发展趋势将如何？
盛斌：根据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原理，这些变化似乎与此相悖。美国的这种调整源自其再工业化战略，是为了振兴美国的实体经济，减少贸易逆差，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但这种调整是否能达到美国预期的效果还需观察。如果再工业化仅是通过一些激励措施（如税收与贸易保护）扭转现有格局的话，美国的财政负担将很沉重，经济发展也将蒙受扭曲。相反，如果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就会比较顺利。对于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美国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否逆势回升的这一趋势有待观察。
记者：劳动力价格上升有的学者认为是合理的。企业以劳动力成本上升威胁自身经营利润压低成本，用裁员或加班的方式弥补，普通劳工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您有何见解？
盛斌：劳动力成本是对厂商来讲，而劳动力报酬是对劳动力供给者来说的，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首先，劳动力价格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只有当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工业与城市时，工资水平才会被压得很低，这是劳动力市场供求作用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其绝对数量下降，这也是劳动力市场作用的结果。如果这种关系发生，就应当尊重市场规律而非压制劳动力价格，否则会造成扭曲。其次，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刺激内需的角度看，工资水平上升对提高国内消费水平和促进消费升级有利。再次，工资水平的变化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错配现象，即岗位空缺与失业现象同时并存。最后，克服劳动力价格上升而带来的利润萎缩从根本上说需要继续提高生产率，特别是通过技术进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水平。
记者：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并非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也并非由国际贸易结构决定，还涉及到社会稳定、消费等诸多因素。如何解决劳动力供求制度存在的问题？
盛斌：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聘用制度、劳动合同执行程度、劳动福利等都已实现一定程度的市场化。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方向也是明确的，即在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下增加劳动用工的灵活性与市场的竞争性。但中国目前尚未建立以工会为核心的劳资谈判议价制度。从国际经验上看，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相对灵活，欧洲国家的体制与政策较为僵化，这也是导致后者经济复苏缓慢以及部分国家高失业率的重要原因，多与其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和高福利制度有关。因此，中国需要在劳动激励与劳动福利保障之间做出适宜的平衡。
盛斌简介：
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副秘书长、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美国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合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