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稼时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
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研究所研究员
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今天的会议。能够重返复旦，我深感荣幸。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老朋友吴心伯教授，以及论坛的各位组织者，邀请我参与此次盛会。
此次参会机会，使我得以系统地思考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在一个尚未被明确定义的新秩序过渡期中所潜藏的风险。当前的国际体系已经运行了八十余年，毋庸置疑，它曾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然而，在应对21世纪所涌现的全新挑战时，这一体系似乎已显得力不从心。我们既有必要，也有能力去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国际体系。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目标的实现绝非易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当在座的年轻人步入今日诸位演讲者的年纪时，我希望大家能够将未来数十年回望为一个以重塑、创新与共治为标志的时代。今年上海论坛的主题与整体架构，正体现了对这一发展方向的乐观预期。我由衷希望，这一预期终将成为现实。
然而，经验同样提醒我们：由美国发起并主导达八十年之久的全球体系，无论将过渡至何种新的秩序，这一进程都不可避免地充满争议，且注定崎岖曲折，各类冲突同样难以完全避免。
未来的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以及非政府行为体所作出的决策。主观能动性、政治博弈以及偶然性因素，都会共同塑造这一进程的路径与图景。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那些基于政治理论、历史经验或意识形态偏好所作出的确定性预测，往往不及以远见为引领、以共识为基础、以渐进调整为路径的实践，更具现实的可靠性。
整个转型过程本身，将显得尤为关键。
在未来两天里，我期待能够聆听诸位关于全球秩序转型的深思熟虑的提议与预测。对此，我充满期待。同时，我也将密切关注这些设想背后，关于如何实现预期目标的具体路径的可行性。因为，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对理想状态的设定，而缺乏与之相匹配的战略规划与详细的落地指标，那么这样的构想，将难以产生实质性的意义。它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推测。如果我们真正希望为未来做好准备，并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那么我们就必须像重视预期结果一样，对过程予以高度重视。
转型阶段的节奏、路径与内在逻辑，将影响所有国家与全体人民，其重要性不容听天由命。今天，无论是断言中国终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主导力量，或是预测美国将在2028年大选之后回归过去立场，抑或设想一个更加多元化、各国拥有更大发言权的国际体系——这些关于未来局势的描绘，无论理想化还是现实主义，都无法回答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这样的终局，将如何到来？
因此，我今天发言的核心主题是：我们肩负着共同的使命与责任，这是十分必要的。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至少应当以同等的重视程度，去思考“如何实现”这一问题。
一系列基础性问题亟待回应：谁将主导这一转型？哪些机构需要保留，而哪些需要改革、重组，甚至被替代？哪些目标应当被赋予最高优先级？又应当如何在复杂的现实中实现有效整合？
这些问题不仅是转型过程的基础，并且并不仅仅存在于我们的过程中，也足以揭示这一挑战的复杂性。然而，如何去界定这些挑战以及由谁来领导并应对这些挑战，这些问题至关重要，而且并不存在现成的答案。
如果各位期待我在今天提供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那么恐怕会有所失望。我并没有一张清晰的路线图，也无法为不同国家与机构精确划分责任与优先级。但基于我曾被委以重任，参与并领导自1947年以来美国国家安全体系最大规模改革的经验，我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应对挑战的思路和方法。
首先，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始终是必要且关键的。我们需要理解，现有国际秩序是如何形成与演变的，其最初的目标与使命是什么。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尽管并不完美，但至今仍在运行。其诞生的历史条件，与当今世界截然不同，而正是这些条件塑造了当时的认知框架与政策优先级，也造就了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因此，如果我们希望重构并振兴全球秩序，就必须清晰识别哪些关键条件已经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塑造并限制我们面向未来的选择？
其中一个根本性变化在于：当今世界，已不再存在一个能够在国际体系中如二战结束后一般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单一国家或国家集团；同时，国家数量显著增加，当今世界已经有140个国家，比1945年增加了许多；并且，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
回顾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的战略目标在于避免帝国主义竞争重现、防止大萧条与全球冲突的再度爆发，同时维护自身影响力，促进全球繁荣，并构建基于规则体系的稳定国际秩序。然而，华盛顿的这一普世主义愿景很快受到冷战格局的挑战，并与苏联主导的另一种体系形成对立。直到1992年之前，世界始终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秩序构想之中。
美国的愿景试图以一种旨在降低战争风险、增进集体繁荣的体系来取代帝国主义的竞争，以及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与追求强权的做法，实现互利互惠的相互依存关系；而斯大林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愿景，则如同帝国主义时代一样，力图通过摒弃贸易及其他形式的相互依存，最大限度来扩大国家行动的自由空间。
这显然是过于简化的概括。而我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点，是为了指出当时与当今之间存在的四个关键的差异。
第一，冷战时期存在清晰对立的两种体系，而今天，并不存在一个结构完整、具有替代性的全球方案。一种是自由世界的成员，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阵营。此外，还有那些刻意回避与华盛顿或莫斯科正式结盟，但实际上在奉行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国家，也即更加注重自力更生而非繁荣的不结盟国家。而如今已经不存在任何显而易见或完整清晰的替代方案，尤其是在日益失灵的美国主导秩序的条件下，这点显得更加突出。
第一个区别在于，在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之前，世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愿景与制度架构：一方是自由世界，另一方是社会主义阵营。此外，还存在一些刻意回避与华盛顿或莫斯科正式结盟、但在实践中奉行斯大林主义模式的不结盟国家，这些国家更强调自力更生，而非以繁荣为导向的发展路径。今天，已经不存在这样一个清晰且完整成形的替代方案。相反，我们正面临一个正在衰退、逐渐失效的既有秩序，而与此同时，却没有现成的替代选择。
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已成为这一体系的利益攸关方，必须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关键要素。简单地抛弃旧秩序，或试图以某种现成模式加以替代，均不可行。在经济与政治层面上，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对现有体系进行必要的调整，以维持其核心功能，直至新的、更具效率的替代方案逐步成形。至于新体系的建立，能否快于旧体系的进一步恶化，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因此，我预计，大多数利益相关方将更倾向于优先减缓既有秩序的恶化，而非贸然推动一个尚未被证明更具效度的替代方案。
第二个区别在于，美国在当时所处的地位举足轻重，使其能够承诺并承担一种不对称的安全与经济安排，从而有效降低战争风险，并促进伙伴国家的发展与繁荣。具体而言，美国能够提供长期的安全承诺，承担防务责任，却并不要求对方作出对等回报。同时，美国向伙伴国开放市场，其准入门槛显著低于其他国家所面临的条件。这一系列政策，共同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和平与繁荣。
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国内选民对这一安排给予了强有力支持。他们不仅理解其内在逻辑，也从中受益。随着合作伙伴的日益繁荣，美国自身也变得更加富裕。正是美国公众对于这种不对称安排的接受，使这一模式得以长期运作并取得成功。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在客观上更有利于更强大、更富裕、更具竞争力伙伴国的不对称政策，已不再符合美国选民的期待。
第三个差异在于，最初由美国发起的这一秩序性倡议，逐渐演变为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共同构建的重要制度基础。这一转变始于美国的盟友，并在苏联解体之后扩展至几乎所有国家。曾经可以被称为“美国的全球秩序”的体系，如今已成为各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有国家都与之紧密相连。因此，各方自然要求在“保留什么、改变什么”的问题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一变化，使得国际层面的共识凝聚，以及国内政治层面对相关政策的支持动员，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第四个关键差异在于，美国在历史上曾以一种相对“例外”的方式，接受国际规则、多边机制及其对自身行动自由的约束。对于一个大国而言，这本身已属罕见；对于一个曾经作为全球霸主的国家而言，更可谓反常。尽管美国并非始终严格遵守其所参与制定的规则，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确实履行了这些承诺。然而，未来的执政者是否仍将延续这一做法，已难以作出合理假设。毕竟，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政权甚至表现出不愿接受宪法约束的倾向。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秩序，在过去数十年中，确实为美国及其伙伴带来了显著成效。然而，近年来，其有效性与支持度却在持续下降。这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当前所有相关努力，尤其是那些旨在延续现有制度生命力、维持其运作效能，直至完成改革或实现替代的努力，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将责任简单归因于特朗普总统的个人性格与行为，这种解释不仅过于简化，而且在根本上是误导性的。更准确地说，他所代表的，是当代问题的一种表象，甚至是加剧因素之一，但绝非问题的根源。这一议题本身值得深入探讨，但在此我不作展开。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在这一体系中长期处于核心地位，在过去三十余年间，其国内早已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从老布什政府到拜登政府，历届政府都尝试过不同路径的调整与应对：从布什提出的美俄合作、共同引领世界的构想，到克林顿政府推动重振联合国体系的努力，再到拜登政府强化盟友关系、重新启用带有冷战色彩的话语体系。然而，这些尝试无一奏效。
相比之下，特朗普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他不再推动渐进式改革，而是选择彻底摧毁现有体制。在他看来，唯有通过“破”，方能实现真正的“立”。至于这一策略，是否会比以往那些试图在既有框架内进行调整与替代的努力更为成功，仍有待历史作出判断。
另一个同样必要的分析路径，是识别这一历史体系如何在其自身成功的过程中，反而逐渐成为自身的受害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被纳入这一原本属于“自由世界”的体系之中，却并未被要求同步推进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决策的初衷，是促进中国的发展与繁荣，并在冷战背景下强化合作关系。从结果来看，中国的发展无疑是一项积极成果，对中国、对世界、乃至对美国本身，都产生了重要的正面影响。
然而，中国的经济体量与发展规模之大，使得原本对于小国与小型经济体而言可以被容忍的不确定性，如今却开始动摇美国国内对这一体系的支持基础。这不仅削弱了互利共赢的愿景，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各方共同维护全球秩序的信念。因此，尽管许多国家依然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路径，实现自身现代化，但与此同时，也开始产生新的疑问：在忽视国家规模差异的前提下，允许各国在同一规则框架下自由选择发展模式，这种制度安排，是否仍然合理且可持续？
未来之路何在？
在座各位想必都清楚，一个运转良好的全球秩序，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我高度怀疑，当今世界是否仍有国家真正希望回到那个由帝国竞争主导、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旧时代。或许，有人期待，或有人担忧，美国是否会在特朗普政府结束之后，再度回归其既有角色，正如拜登在特朗普首次执政之后所尝试的那样。但我希望在此明确指出：这些情况不会出现。
无论从政治现实还是社会基础来看，美国及其民众都不再愿意重新承担维护这一体系的主要责任。原因在于，这一体系对美国所提出的要求，已经远高于对其他国家的要求。因此，单纯寄希望于美国改变时代轨迹，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路径。事实上，许多国家早已开始另辟蹊径，探索更有效的替代方案。尽管各国对美国长期以来的领导地位并非完全认同，但与此同时，也很少有国家真正愿意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将美国完全排除在外，或显著削弱其作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这个未来的秩序中，美国究竟应当被纳入其中，还是被置于其外。
我经常被问及：美国是否愿意与中国，或其他主要国家，共同承担全球领导责任？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向来不愿意以“霸主”自居，其更核心的诉求，是维持一个运转良好的国际秩序——一个能够降低冲突风险、促进共同繁荣的体系。这是来自自由世界，且来自世界领导者的责任与代价，尤其是在缺乏可替代方案的历史条件下。
据我所知，大多数美国民众并不反对与那些具备促进全球繁荣能力的国家和地区共同分担领导责任，并共享由此带来的收益。美国并非因为被更强大的对手取代，或因为他国拥有更优路径，而被动退出。相反，它在相当程度上是主动选择收缩，希望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在内的主要力量能够共同参与，携手构建一个适应21世纪的新型国际体系。
然而，迄今为止，这一“共同承担”的设想，尚未真正转化为系统性的行动。美国依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任何旨在振兴或重塑全球秩序的努力，如果缺少美国的参与，都难以称得上完整。从客观数据来看，美国人口不足全球的5%，却贡献了约25%的全球经济总量，并拥有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美国既不愿、也未必能够继续独揽或主导国际体系的各个领域；但同样，它也不可能、也不愿意完全退出。因此，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推动其他主要国家切实承担起相应的领导责任，实现从单一主导向共同治理的转变。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说服各国接受全球领导所伴随的成本、风险与责任，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艰巨的任务。
美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退让。那么，谁将挺身而出？那些自我定位为未来领导者的国家，是否已经准备好回应来自193个国家以及数以千计国际行为体的复杂期待？这一问题的答案，将深刻塑造未来世界的走向。
应对这些挑战绝非易事。在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转型过程中，未来数年内出现失误、反复，甚至阶段性倒退，几乎不可避免。
我想祝大家好运，谢谢各位。
（本文为会后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